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共性与关联，取决于中国学术的固有本质。专家们认为，中国学术具有两个最为明显的重要特征，一个是博雅平正，一个是知行合一。所谓博雅平正，是指视野弘通，涵识广博，立言平允，不事巧说。黄侃说：“中国的学问重在发明，不在发现。”意在强调整体贯通之后的阐发与推进，原原本本，反对标新立异，不为奇怪之说。因此，通观全体，学有本原，厚积薄发，博雅平正，是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至于中国学术之强调知行合一，乃人所共知的常识之论。“格物致知”与“修齐治平”互为前提，是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以人生的亲证透悟圣经贤传，熟读深思，涵养生气，提升品格，也是中国书院传统的读书之法。则古人所谓“学”，就是“觉悟”，其目的端在透过文字的媒介，拨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语言文字所涵之义，化入实际的日常行动，变换气质，造就人格。这种“学”，不是纯粹的知性活动，而是知行贯通，“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是关乎身心修养的君子之学。因此，通观全体，学有本原，厚积薄发，博雅平正；熟读深思，涵养生气，知行合一，提升人格，无论国学研究还是国学教育，并无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的杰出学人，不仅博雅弘通，学际天人，他们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君子人格与士人风操，就是万世不磨的道德楷模与人生典范。
强调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共性与关联，并非无视二者的差异以致等量齐观。专家们认为，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在方法与手段，目的与意义，以至于在科研与教学的相长互动方面，固然存在着质的共性与量的关联，但二者也存在着本数与末度的差异。第一，国学研究的对象与材料，是传统的经、史、子、集所有四部经典，所涉及的问题也无限宽泛。就“学”的层面而言，既包括“天人之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与相关问题，也包括“古今之变”各种文化制度的因革与风俗人情的变迁，林林总总，举凡中国传统的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都是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术”的层面而言，也包罗宏富，小大不捐。大者如国医、国术、国艺；小者如卜卦、堪舆、悬空，无不借“国学”之名而攘臂于世。而无论是“学”还是“术”，其间科学与巫术共存，文明与愚昧相伴，真理与谬误杂糅，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无庸讳言。然而，剔除伪谬，甄别美丑，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正是国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与总体目标。但是，国学教育大为不同。国学教育既不能将所有这些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搬进国学教室，也不可能没有本末之别与道技之分，让国学诸生漫无边际地信马由缰，泛滥无归，更不能舍大道之本而专从技数之末。可见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各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不可混为一谈。第二，国学研究是学者的终身事业，因而既可以皓首穷经，博极群书，学际天人；也可以探赜索隐，专精孤诣，不遑其余。与此相反，国学教育无论是4年还是6年，在学制上有明确的规定，不可能在短期内读完浩如烟海的四部典籍；也不可能使诸生各自专习一经，孜孜数年方可卒业。因此，以国学研究的学术思路科范国学教育的具体操作，必然导致方向性失误，非贪博而流于泛，即求精而失于狭。由此可见，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在时间安排与路径处理上也有很大差异。
专家们认为，国学教育以培养国学人才或者“读书的种子”为基本目标，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必须在有限的学制之内，达到一定的学术积累，完成相应的能力训练。因此，其课程设置，既要体现国学博雅平正与知行合一的传统学术特点，也要注重控源循流与取精用弘的基本知识结构，还要贯穿转识成智与融旧开新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专家们认为，黄侃、梁启超以及胡适等近代学人为青年学子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目，可以给当代国学教育在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方面提供必要的参考。黄侃说：“吾国书籍之要者，不过廿余部。《十三经》而外，益以《国语》、《大戴记》为十五，言小学益以《说文》、《广韵》为十七，言史益以《史记》、《汉书》为十九，言诸子益以《荀子》、《庄子》为二十一，言文学益以《文选》、《文心雕龙》为二十三。此廿余书中，若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则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当然，还应该加上一部《老子》。如果学者能在不太长的时间之内把这二十几部书读通读透，烂熟于心，既是通人之学，也是专家之学。专家们认为，作为国学奠基入门书籍，这二十四部元典既包含着“立德”做人的人生准则，也蕴藏着“立功”做事的历史经验，更蓄积着“立言”为学的基本功夫。因此，黄侃等前辈学人的经验之谈，值得当代从事国学教育的相关人士与相关机构认真借鉴。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国学诸生的本硕习业，以及日后开展国学研究所必需的语言文字功夫，元典文献根基，一皆出在这二十四部书！以这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作为“国学”的基本内涵，则“国学”概念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场合都不会出现滥用。
国学的学科定位
关于国学的学科定位，专家们一致认为，按照当前学科门类的划分，以上述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为基本内涵的国学，应该是个大的“学科门类”或者至少是个“一级学科”，它不应该隶属于当代人文学科所谓文学、历史、哲学任何一个学科分支之下。否则，与国学教育的创办初衷相悖，也与传统国学的学术理路不协。专家们认为，创办国学教育的目的，第一，是要回复中国传统的博雅通观之学，从根本上消除现行文史哲的学科壁垒，实现现有学科的真正交叉与融合。第二，是要克服抽象化、教条化的教学模式，改变“概论+通史”的课程体系，通过精读人文元典，直奔思想的活水源头。因此，无论从学理还是从教学实践来说，将国学隶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都是不合适的。
专家们认为，以上述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为基本内涵的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其不同于现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鲜明特点，就在于它的基元性、整全性与通贯性。它的知识体系不仅涵盖所谓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内容，也涉及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还涉及到中国古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工程学以及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资源与环境等自然科技的某些学科门类，甚至还涉及当今学科门类所无法涵摄的经学、预测学等学术内容。也就是说，打下了上述二十四部国学元典的基础，也就是为从事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知识体系，培养了从事这些相关学科研究所必需的文字阅读能力与思想关联能力。学者据此基础与能力，可依其性之所偏与兴之所致，去从事任何一个专门问题的研究。然而，按照现代教育的学科分类与课程体系所培养的“人才”，即使是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学生，都很难从自己所肄业的学科，能够轻松自如地走进国学元典，遑论其他文科应用专业。至于理工类的学生，就更是不得其门而入了。反之，如果有了上述二十四部书的坚实基础，由之而进入上述任意一种专门之学，则其手眼与心胸，就大不一样。道理非常简单，学术基础牢固，问题意识明确。如此本末有序，当然就不同凡响。清人张之洞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回顾民国时期之所以在现代各个学科都有杰出的学者与专门家，正是得益于这些学者本人在青少年时期皆有不同程度的国学元典诵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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