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以来不少著名学者，都为《辽史·地理志》的这段文字所误导，造成了许多误会。如顾祖禹据此考证涞流河：“涞流河在临潢西北，源出马盂山，南流绕临潢三面，谓之曲江。至城北，又东入福余界，经故黄龙府而东合按出虎水。至女真境内，合于混同江。”（26）由于顾氏对《辽史·地理志》的记载深信不疑，故如此牵强成说，但不知临潢西北的涞流河如何能够汇入按出虎水和混同江？又如曹廷杰所著《东三省舆地图说》，虽已指出巴林波罗城为辽上京临潢府故址，但仍囿于《辽史·地理志》之说，对按出河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考按出者，译言耳环也。按出河，谓河像耳环形。查舆图，巴林之水泊亦有耳环形，故知临潢以巴林为是。”（27）金毓黻先生亦从其说。（28）又如清末景方昶撰《东北舆地释略》，对金上京附近水道考证甚详，但因误信《辽史·地理志》，故谓金上京之涞流水“于辽上京临潢府之涞流河则别为一水，音虽相同，字则各别”；他又对辽上京之涞流河做了如下考证：“所谓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于曲江者，舍今之洮儿河，别无他水，与所述流域方位相合者。”（29）亦因误信《辽史》，而误指洮儿河为涞流河，相去就更远了。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贾敬颜先生才首次指出《辽史·地理志》的错误：
作者把金上京误作辽上京了。极为明显，涞流河、曲江、按出（虎）河都是金上京左右的著名河流，鸭子河、他鲁河也与辽上京无干。另外，如辋子河、阴凉河等都在中京大定府的辖境之内，同样不该罗置于此。总之，这是一项杂凑的材料，居然混淆辽、金两上京为一处。《辽史》以疏忽著名，这也可算作一条典型的例子。（30）
其后，冯永谦先生又撰文对《辽史·地理志》所记辽上京附近水道逐一进行辨误，认为元人修《辽史》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误，是“由于辽上京附近水道资料不全”，于是“误将金上京附近的水道材料混入辽上京中去了”。（31）贾、冯二人虽然发现了《辽史·地理志》的谬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没有真正弄清元代史官的致误之由。当我们明白事实真相之后，恐怕不能一味以“疏忽”怪罪于元人，《辽史·地理志》的谬误，说到底是由于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特殊性而造成的。
《金史·地理志》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上京路下”有云：“旧有会平州，天会二年筑，契丹之周特城也，后废。”此事亦见于《太宗纪》：天会二年四月戊午，“以实古迺所筑上京新城名会平州”。《金史》卷72《习古迺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习古迺，亦书作实古迺。……后为临潢府军帅……筑新城于契丹周特城，诏置会平州。”很显然，实古迺所筑上京新城会平州，是在辽上京临潢府附近的周特城，景方昶和鸟居龙藏早已指出这一点。（32）《金史·地理志》将会平州列在金上京之下，也无非是因为元朝史官对金上京和辽上京常常混淆不清的缘故。
元人将金上京与辽上京混为一谈的情形，在元代文献中还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天德三年，海陵意欲徙都于燕。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33）
经查考这段文字的史源，当出自张棣《正隆事迹》：
完颜亮自己巳冬十二月杀兄亶而自立，守旧都于会宁。越明年，诛夷稍定，下求言诏，敕中外公卿大夫至于黎庶之贱，皆得以书奏对阙庭。是时上封事者多陈言：以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宜徙居燕山，以应天地中会。（34）
据宋人说，《正隆事迹》的作者张棣是“淳熙中归明人”，（35）还不至于分不清会宁府和临潢府，而到了元人笔下，“会宁”竟被妄改为“上京临潢府”。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由此可见，前面谈到的辽、金二史《地理志》的错误绝非偶然现象。
元人对金上京会宁府的懵懂无知，不妨再举一例。《元一统志》介绍上京故址说：“上京故城，古肃慎氏地。渤海大氏改为上京。金既灭辽，即上京建邦设都，后改会宁府。”（36）这里又把渤海上京龙泉府和金上京会宁府扯到一起了。后来《读史方舆纪要》、《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盛京通志》诸书，皆踵其误。直至清光绪年间，曹廷杰经实地踏勘，指出金上京会宁府故址即阿勒楚喀城南之白城，才纠正了自元代以来相沿已久的谬误。（37）
《元一统志》是元初的官修总志，其成书之时去金亡不远，但该书作者对金朝前期都城竟已茫然无所知，或则于辽上京和金上京混淆不清，或则将渤海上京与金上京混为一谈，可见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给后人带来了多大的困惑。
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古人，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学者对于金前期都城存在各种各样的误解。如有学者误以为金太祖时代“曾一度以辽上京作为金朝的上京”。（38）更有学者声称：“金朝曾四易首都：建国之初在辽上京；金熙宗迁会宁府，称为上京，改辽上京为北京；海陵王迁都中都；金宣宗迁汴京。”（39）如果说元人分不清辽上京和金上京，主要是因为天眷元年之前临潢府仍继续沿用辽上京旧名、易与金上京会宁府相混淆的缘故，那么今人对《金史》的误读，则缘于对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特殊性缺乏真正的了解。
三、金朝初叶的国都真相
女真人在推翻契丹王朝之后，仍长期保留辽上京的旧称；而作为一国之都的金上京会宁府，反而直到建国20多年后才有京师名号。在熟悉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体制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岂非咄咄怪事？如果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北亚民族政权，要理解这段历史也许并不困难。
生女真建立的国家政权，有一个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建国之初，女真国家的政治中心与我们心目中的“国都”存在着很大距离。那么，在熙宗天眷元年会宁府建号上京之前，当时的金朝都城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虽然金朝史官对此讳莫如深，但在宋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亲见亲历者留下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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