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女真人走上汉化道路之后，便对金朝初叶的国都真相百般讳饰。在元人以金朝实录为蓝本纂修的《金史》，以及其他金朝官方文献中，绝对看不到称上京为“御寨”或“皇帝寨”的说法。不过，在某些金人笔记里，还是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记载天会五年作者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宋高宗生母韦后等一行，从汴京前往金上京的行程，其中说道：是年五月二十三日，“抵上京，仍宿毳帐”；六月七日，“王令韦妃以下结束登车，成棣亦随入御寨”。（54）这是传世金朝文献中唯一一例金人自称上京为“御寨”的史料。另外，在金人可恭所著《宋俘记》一书中，屡屡出现“国相寨”和“皇子寨”的说法，（55）说明《大金国志》的上述记载也不是没有来由的。金朝实录对金初国都真相的讳饰，不只是删改“御寨”之类的说法而已。《金史》有“天辅七年九月，太祖葬上京宫城之西南”的记载，（56）有学者指出，“所谓‘宫城’者，是《金太祖实录》或元人修史时的追述之词。金代讳言太祖阿骨打称帝时之简陋，故而以‘宫城’来代替皇帝寨”。（57）在太祖时代，确实还没有任何形式的宫城。太宗时代的所谓“宫城”，据许亢宗天会三年使金时所见：“近阙……有阜宿围绕三四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58）可见虽有城垣，却也非常简陋。景爱认为，这个宫城是天会三年与乾元殿同时建成的，宫城之外，并未建筑外城垣，只是“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59）金朝史家的曲笔，终究无法掩盖金初“御寨”的真实面貌。
众所周知，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是一个典型的汉化王朝，但它对汉文明的接受毕竟有一个过程。太祖、太宗时代，金朝的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女真旧制，部族传统根深蒂固。当时女真人对于汉文化传统中的京师制度还懵懂无知，完全不理解一国之都的政治意义，因此在建国多年之后，前朝旧都竟然仍被称为上京，而作为本国政治中心的金上京却长期没有州府名称和京师名号，姑且称之为“御寨”而已。
金朝政治制度全面转向汉化，是熙宗即位以后的事情。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都城制度等等；可以说，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仍予保留外，其他女真旧制大抵都被废弃，基本完成了从女真部族体制向中国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其中天眷元年的汉制改革被视为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一个标志，是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谓“天眷新制”。（60）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20余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61）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宣布“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意味着中原王朝政治传统的京师制度在金朝的真正建立。
四、导致女真式“御寨”都城功能弱化的若干因素
上文曾经指出，至迟从太宗初年起，后来的上京会宁府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之前，这个政治中心作为一国之都的地位始终不太明确，都城的政治功能相当弱化。究其原因，除了来自观念层面的障碍之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使“御寨”无法真正发挥国都的作用。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因素似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女真军事民主制传统抑制了君主个人权威的发展，熙宗之前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这是女真式“御寨”无法与汉式国都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
在熙宗推行汉制改革之前，由于女真传统的勃极烈贵族议事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的皇权是十分有限的。以皇位继承制度为例。太祖、太宗时代，专制皇权特有的君主世袭制尚未确立，太祖与太宗是兄终弟及，熙宗则是太祖之孙，所以当时也还没有皇太子制度，而是因仍女真旧俗，以元老贵族推选的谙班勃极烈作为皇储。（62）《金史》说：“国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谙班勃极烈即帝位。……熙宗立济安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63）这样一种皇位继承制度，意味着谙班勃极烈的人选不见得能够合乎皇帝本人的意愿。如熙宗被立为谙班勃极烈，即非太宗之本意。太宗即位后，先是以其母弟斜也（完颜杲）为谙班勃极烈，在斜也天会八年死后，太宗有意传子，“无立熙宗意”，但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国论勃极烈宗斡、元帅左监军希尹等元老大臣极力推举太祖嫡孙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言于太宗，请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64）太宗虽身为一国之主，但并没有专制皇权应有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因而不得不屈服于元老贵族的选择。
对于金初的君臣关系，宋人有一些很细微的观察。据说太祖阿骨打初至燕京大内，“与其臣数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户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与其群臣皆张之，中国传以为笑”。（65）这也难怪，女真建国之初，贵族政治凌驾于君主的个人权威之上，在习惯了皇权政治的宋人看来，自然会觉得很可笑。赵子砥《燕云录》讲述的一个故事，最能反映金初君臣关系的真实状态：
金国置库，收积财货，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按即太宗）私用过度，谙版告于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66）
此事亦见于《呻吟语》，系于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冬。（67）按《燕云录》一书记载的是作者靖康二年至建炎二年滞留金朝期间的见闻，成书当在建炎二三年间，故此事似不应晚于建炎二年（即天会六年）。文中说的“谙版”，可能是指时任谙班勃极烈的完颜杲。这个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女真军事民主制的传统。我们看到，金初的皇权是如何受到女真贵族的压抑，谙班勃极烈完颜杲和左副元帅宗翰（粘罕）等宗室贵族有权对皇帝进行监督和处罚，甚至可以动用像廷杖这样的非常手段。
另一方面，与有限的皇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初女真军事统帅的高度集权。《金史·太宗纪》天会二年二月乙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无得专达朝廷”云云。这里说的南京是指平州，天会元年平定张觉之乱后，镇守南京的军帅是宗望，史称是时南京军政事务“一决于宗望”。（68）金初军事统帅事权之集中、独立性之强，于此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宋人也有很深入的观察，范仲熊《北记》详细介绍了他在金军中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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