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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6)

骨舍与粘罕至相得,而骨舍才尤高。自阿骨打在日,三(二)人用事未尝中覆,每有所为便自专,阿骨打每抚其背曰:“孩儿们做得事必不错也。”一切皆任之,以至出诰敕命相皆许自决,国中事无大小,非经此二人不行。至于兵事,骨舍又专之,粘罕总大纲而已。(69)
    范仲熊乃范祖禹之孙,靖康元年为怀州河内县丞,是年十一月,宗翰克怀州,仲熊陷于金,次年四月被遣返南归,其间在宗翰军中盘桓数月,因撰《北记》述其见闻。(70)文中所称骨舍即完颜希尹(《金史》本传谓“本名谷神”,骨舍乃谷神之异译)。在金初的军事统帅中,左副元帅宗翰和元帅左监军希尹的强势强权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强势与强权恰恰反衬出君主个人权威的卑弱。
    由于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金初的军事统帅往往拥有对军国大事的决断权和处置权,不妨举一个实例。《金史·太宗纪》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二月丙寅有“诏降宋二帝为庶人”的记载,但据金人《南征录汇》可知,对于如何处置赵宋政权一事,虽有太宗废立之诏,其实主要还是取决于左副元帅宗翰和右副元帅宗望二人的态度。当时宗翰力主废立,宗望则主张保留赵宋藩王,即便在太宗废立诏送达开封城下之后,二人仍为此争执不下。宗望的理由是:“明诏虽允废立,密诏自许便宜行事,况已表请立藩,岂容中变?”宗翰坚执不允,宗望又云:“太祖止我伐宋,言犹在耳。皇帝仰体此意,故令我懑自便。”最终因都元帅斜也支持宗翰的主张,才将徽、钦二帝废为庶人。(71)《大金吊伐录》有一篇《废国取降诏》,其中说道:“既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条件,并已宣谕元帅府施行。”(72)这就是天会五年二月丙寅(六日)的废立诏。据宗望说,除了这个“明诏”之外,还另有一封“密诏”,允许二人“便宜行事”。虽然这一密诏未能保存下来,但事实已经很清楚:太宗实际上赋予了宗翰、宗望二人自行处置赵宋政权的最终决断权,这意味着最后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与太宗的废立诏相冲突的。
    如上所述,由于金朝前期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皇帝所居的“御寨”并不具备汉式国都那样的政治权威和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政治功能。
    第二,金朝前期实行的二元政治体制,造成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御寨”作为一国之都的重要性。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贵族议事会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金史·太祖纪》谓收国二年(1116)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73)但一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元人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74)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云云。(75)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76)
    严格说来,金初的二元政治仅存在于1123-1138年。天辅七年(1123),汉地枢密院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熙宗天眷元年八月,颁行“天眷新制”,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勃极烈制度;同年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77)
    金初的汉地枢密院,是代表女真军事集团势力的汉地最高政权机构,对于朝廷来说,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张汇《金虏节要》对汉地枢密院的政治背景及其重要地位说得很清楚:
    斡离不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东,称都统府,至是改曰元帅府,乃刘彦宗之建议也。以谙版孛极烈斜也马为都元帅,伪皇弟卢你移赉孛极烈粘罕为左副元帅,伪皇子斡离不为右副元帅。……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虏人呼作“东军”、“西军”。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虏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78)
    据李涵教授考证,燕京枢密院与云中枢密院的分立是天会四年的事情,主要是为了适应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和右副元帅宗望(斡离不)两大军事集团分治汉地的需要。汉地枢密院的性质,其实就是听命于女真军事统帅的“军政府”,而被目为汉人宰相的知枢密院事,不过是都统府或元帅府的僚属而已。(79)由于金初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缺乏专制皇权的强有力制约,汉地枢密院遂成为独立于“御寨”之外的政治中心,甚至被形象地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汉地枢密院的高度独立性,实际上也就是女真军事统帅高度集权的表现。
    汉地枢密院对于朝廷的独立性,在官员选任一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赵子砥《燕云录》说:“金国、渤海、汉儿、契丹等,若差知州、通判、知县、场务官,更有元帅府亦差除;即如外知州、知县,若两处朝廷差官,元帅府更差,即是三人互相争权也。”关于汉地枢密院与朝廷在选任州县官员上的矛盾纠葛,他还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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