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天会五年）冬，宰相刘彦宗差一人知燕山玉田县，国里朝廷亦差一人来，交割不得，含怒而归。无何，国里朝廷遣使命至燕山拘取刘彦宗赐死，续遣一使来评议，彦宗各赂万缗，乃已。（80）
刘彦宗时任知燕京枢密院事，由于自行辟署汉地州县官员，导致燕京枢密院与朝廷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但此事最后还是被刘彦宗用钱摆平了。“国里朝廷”当然就是指“御寨”之女真朝廷，之所以特意说明是“国里”朝廷，正是因为汉地还有“东朝廷”和“西朝廷”的缘故。“国里朝廷”的说法，想必也是出自金人之口。又据赵子砥说，更有甚者，有时不但“两处朝廷差官”，再加上“元帅府更差”，矛盾就愈加复杂了。由此可知，金初汉地枢密院的存在，对“国里朝廷”的政治权威构成了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国之都的“御寨”恐怕只能是徒有虚名了。
第三，金代帝王的捺钵遗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都城的政治功能，这也是“御寨”与京师的地位名实不副的一个原因。
金朝的捺钵可以说是女真人传统渔猎生活方式的象征性保留，金代帝王模仿和因袭辽朝四时捺钵制度。直至宣宗南迁以后，捺钵之制才趋于消亡。（81）
据宋人说，大约从熙宗天眷二年起，金朝捺钵开始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是冬，金主亶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82）与契丹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朝捺钵的季节性不像辽朝那么分明，虽有“春水秋山，冬夏捺钵”之说，实际上只有春水和驻夏时间较长，也比较有规律，所谓“秋山”是指驻夏期间的围猎活动。
由于史料匮乏，金朝前期的捺钵没有留下太多记载，但在金、宋文献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线索。上文提到，天会二年曾在上京（御寨）和长春州、泰州之间建设驿道，可能是为了春水捺钵的需要，估计金初暂且在辽朝春捺钵旧地行春水。熙宗即位后，于天会十三年“建天开殿于爻剌”，（83）此后爻剌遂成为熙宗朝春水的主要场所。《金史·地理志》上京路下有小注说：“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但《金史》没有说明爻剌的具体位置。据贾敬颜先生考证，爻剌当在会宁府宜春县境：“宜春县取义于宜于‘春水’，亦即春水爻剌之地，境内辖有鸭子河，故当求于今扶余、肇州等县地，兹暂订宜春于（吉林省）扶余县东南小城子古城，以待进一步探讨。”（84）朱熹在谈到金朝前期的捺钵情况时说：“金虏旧巢在会宁府，四时迁徙无常：春则往鸭绿江猎；夏则往一山（原注：忘其名），极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85）宋人所称的鸭绿江实际上就是混同江（鸭子河），故朱熹说的“春则往鸭绿江猎”也是指的爻剌春水。
驻夏（或称秋山）是金代捺钵的主要单元之一。金朝前期的几代皇帝一般都在山后地区驻夏，山后的炭山是辽朝传统的夏捺钵之地，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内，契丹语称为“旺国崖”，《辽史》中多称“陉头”、“凉陉”，都是指的这个地方，金代文献中通称此地为凉陉。自太宗时起就有在凉陉驻夏的记录，天会七年二月发布的《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说：“今缘逆贼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举，暂就凉陉。”（86）说明是年太宗即驻夏于凉陉。熙宗朝驻夏山后，《金史·熙宗纪》有明确记载。另外宋代文献中也有线索可考，天眷三年，熙宗指责左丞相完颜希尹说：“凡山后沿路险阻处令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87）就是针对山后驻夏一事而发。
由于捺钵制度的存在，金朝诸帝一年之中往往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住在都城。总的来说，金前期的捺钵时间较长，中后期时间较短。如春水，就熙宗朝的情况来看，每年春水少则一两个月，长则四五个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春水”；而世宗、章宗时期，每次春水大都在25-40天左右。至于驻夏，与辽朝的夏捺钵也不完全是一回事，金朝皇帝的驻夏往往包括夏秋两季，因此也有人姑名之为“夏秋捺钵”。
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动辄历时数月，在此期间，国家权力机构便随同皇帝转移到行宫，使得春水秋山行宫成为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的重要场所。太祖、太宗时期的情况因缺乏记载无从知晓，姑以熙宗朝为例。熙宗时的汉制改革，其中部分内容就是在爻剌春水行宫进行的。天眷二年二月乙未至五月乙巳，熙宗春水于爻剌，“三月丙辰，命百官详定仪制”；“四月甲戌，百官朝参，初用朝服”。（88）另外，金宋两国的绍兴和议也是在爻剌春水行宫签订的。据《金史·熙宗纪》，皇统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正式签订了绍兴和议。而这年的二月三日至三月八日，熙宗一直住在爻剌的春水行宫天开殿。南宋方面的史料也记载说：“签书枢密院事何铸、知□门事曹勋至金国，见亶（即熙宗）于春水开先殿。”（89）这条史料可以与《金史》的记载相印证，唯“开先殿”为“天开殿”之误。
我们知道，辽朝的五京制度徒有虚名，契丹王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捺钵和斡鲁朵，而不是在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个京城。（90）金朝的春水秋山虽然不像辽朝的四时捺钵那么典型、那么严格，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也不像辽朝那么大，但不可否认的是，捺钵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都城的政治功能，尤其是金朝前期更是如此。
综上所述，金朝初叶的“御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都，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由于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没有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再加上四时迁徙的捺钵遗俗，注定了女真式“御寨”无法发挥汉式国都的重要作用。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作为一国之都的金上京会宁府，为什么直到建国20多年后才有州府名称和京师名号。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金史》卷4《熙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3页；卷24《地理志上》，第550、551、582页。
②在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上京之号一度被废。《金史·地理志》“上京路”：“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指出，《海陵纪》正隆二年（1157）八月甲寅有“罢上京留守司”的记载，据此推断海陵削上京之号应是正隆二年的事情。（第578-579页）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1153）三月小注引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元诏，有“上京、东京、西京依旧”的说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682页），可知贞元元年迁都时尚未削去上京之号，《金史·地理志》此处所记不确。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166，绍兴五年正月所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第1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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