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陆经济崛起，连年保持高速增长，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强国梦”似乎正在实现之中。然而人们在兴奋之余，发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加剧，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增多，社会道德恶化，社会心理失衡等等。这些现象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资源短缺、人口过多、相当多的人仍然处于生存经济状态下的当今中国，怎样求得社会与经济的平衡发展？整个社会体制应当建立在怎样的社会经济理念之上？是应当偏重增长发展还是偏重公正平等？这些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紧迫问题，近年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论争。学者们谈论这一问题所凭借的主要知识资源，是近二百年来西方围绕发展与公平的各种学说。但人们也发现，中国的这一问题并不只是简单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是怎样的理念才更适宜由历史积淀演变而来的中国现实社会的问题。要认识这一问题，还必须从生活于本土的我们的先人，特别是近一百年来思考和处理这一问题的先驱留下的知识遗产中，寻找本土产生出来的知识资源。
回首百年，20世纪早期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堪称是近代思考这一问题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两人沿着不同理路提出的社会经济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近代社会经济理念的早期思考和选择。同时，他们学说中的诸多思想元素，曾经对中国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甚至已经成为深植于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文化积淀。因此，回顾并反省他们的社会经济理念，应当是我们今天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起点。
近百年前的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方生方死、前途未卜的剧变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国家贫弱、人民贫困。这种普遍的贫困化，是导致中国内忧外患加剧的一大根源，而且在列强环伺之下，成为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问题。如何解决贫弱问题？如何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幸福之路？这是摆在当时立志救国的仁人志士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关系到建立何种新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梁启超和孙中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自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经济理念，作为改造中国、建设新制度的立国方针。梁启超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他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系列评论，包括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论战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社会经济理念，与他当时的其他新说一起曾风靡一时。孙中山则是在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民报》上首先提出他的民生学说，经过不断阐发，最后在1924年发表“民生主义演讲”中作了完整阐述，并作为国民党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核心内容之一，他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学说虽然面对的是同一命题，也几乎酝酿于同一时期，且都是吸收西方学说、融合中西思想资源而建构的，但他们各自提出的理念却截然不同。对于他们二人的这种不同，以往史家曾有诸多解说。就大陆学界而言，以往主要是以两种范畴来予以评判的。第一种是革命史观下“两条道路”的范畴，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利益的民主主义道路，虽然有“唯心主义”缺陷，但总体是革命的、进步的，是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而梁启超的社会经济观则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革命，因而是反动的、落后的，也是不合乎中国发展方向的。在这种范畴中二者的关系是对立的，而且在价值评判上明确肯定孙而否定梁。这种评判框架在1950-1980年代大陆学界一直是主流，几乎所有的史学论著都循是说。1980年代以后此说受到一些质疑，或有所修正，影响趋减。第二种范畴是1980年代以后兴起的现代化史观，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主线对前一范畴进行了修正。对孙中山的民生学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利益，代表现代化的方向依然肯定，但指出其理想化--即主观社会主义的缺陷；对梁启超的学说虽仍批评其缺乏阶级基础而无实行的可能性，但对其发展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理念的正面价值予以一定的肯定。 [1] “现代化史观”的解说对二者的对立评价有所消解，对二者的相对价值有所肯定，但由于仍以最后中国大陆社会的实际走向结果为标准，因而使二者作为知识资源的价值有所遮蔽。有鉴于此，本文拟超越上述两种范畴所带有的线性观和目的论的唯一性思维方式，以“知识资源”这一更具相对性的范畴，对于二人社会经济学说的一些基本理念重新作一比较解析，以期为今天关于增长主义与公平主义的讨论，挖掘一些可资参考的本土知识资源。
本文将以梁启超和孙中山阐述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文本为依据，以其中所表述的理念取向与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联系为坐标，从二人社会经济理念的立场、价值观、实践规则等方面作一梳理和分析，看看他们分别代表的不同理念有怎样的社会历史内涵，有何种不同的结构与价值取向，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具有何种意义。
一、应对内外生存危机的两种立场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贫困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索取战争赔款、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外国资本势力控制着刚刚出现的近代工商业命脉，并依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进行经济榨取，形成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外部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土地资源短缺与人口过多的矛盾日益尖锐，广大民众处于难得温饱、甚至艰于生存的普遍贫困状态，形成内部的生存危机 [2] 。因此，寻求如何解决对内与对外的双重生存危机，在世界发展大势中确立怎样的立国方针，是梁启超和孙中山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由于他们对世界大势有不同的认识，所关注的问题点各有偏重，因而，他们建构社会经济学说的立场也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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