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效率优先原则。
在追求生产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与保持社会公平之间，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应当以发展生产、增加国民财富，即提高生产效率为先。首先，他注重提高国民生产力。他认为，中国经济贫困的一大症结就是国民生产力低下，因此提高国民生产力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首要任务。而国民生产力低下的原因就是生利者少而分利者多，他经过对各行业人员的分析估算，指出全体国民有一半强的人属于分利者，而其中大多数又是本应可以生利的，因而他提出，应当采取措施使分利者转化为生利者，使生利者多而分利者少，国民生产力便会大为提高。 [29] 其次，他认为为了提高效率可以牺牲一些公平。在他看来，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是最大利益，应当高于国民的个人利益，因而应鼓励发展私人资本，提高生产效率，即便为此牺牲一部分人的个人利益，也是值得的。他说：为了刺激资本家的积极性，“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所以，在提高效率而鼓励资本家，与维持公平而保护劳动者之间，他认为应当以前者为先：“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 [30]
第三，生产优先原则。
梁启超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要提高国民的整体竞存能力，以应对国际经济竞争，作为这种竞存能力的具体指标是什么呢？他提出了“国财”--即国民总财富的概念。这种国民总财富，包括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以及可以增殖财富的“母财”--资本。他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出国财的多少标志着“国民富力”的程度，即国民人均占有财富数量的多少 [31] 。国民总财富的数量越多，就意味着“国民富力”程度越高，国民人均占有财富越多，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实力就越强。他认为在国际经济竞争的大势下，追求国民总财富的增长，是关系民族存亡的首要问题，因而是社会经济的中心。中国最急迫的是如何提高生产力、增加国民总财富的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在他看来，分配问题只是关系财富在国内人民之中的分享问题，应放在次要考虑的地位。他说：“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何则？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因此，他反对孙中山以平均分配为首义的民生主义主张，认为这不适合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竞存这一首要任务，他说：“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 [32] 他认为，在对外竞存这一中国首要急迫的任务面前，应当首重生产，以增长国财、提高竞存力而争民族生存为首义，至于国内人民分配方面，只有先解决了国财增长和整体生存问题才谈得到，如果为了分配的平均而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则是得不偿失的。这种思想反映出鲜明的以增长优先的倾向。
孙中山的价值观念与梁启超截然不同，有以下三个与梁启超相反的倾向：
第一，利益均平原则。
与梁启超强调个人利益相反，孙中山则强调利益分配的均平原则。他虽然也承认求生存是人的本性，并认为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心，但与梁启超肯定个人利益原则不同，他则强调人人都有求生存的平等权利，人人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利益，不能使少数人得到很多利益，而使其他多数人只得到很少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均衡就是公平，中国应当建立能够保障这种利益均平的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他的利益均平原则有一些特有的内涵。
首先，他的这种利益均平原则，偏重于对居弱势和多数的下层人民的同情，他所关注的是处于弱势的下层人民的平等利益。他以博爱的胸怀，浓浓的道德情感，关注人民的生存命运，特别对于广大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下层人民的贫困痛苦感到激愤，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是违背人类道德良心的。他说：“到了工商时代，遇事都是用机器，不用人力，人类虽然有力，也没有用处，想去卖工，找不到雇主。在这个时候，便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尽。……人类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这是很可悯的”。 [33] 在他看来，这种状况由于违背了人类的良知，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长久发展下去：“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其“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 [34] 他指出，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人类良知矫正这种不公正状况的体现：“一般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不忍见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来解除这种战争，减少工人的痛苦”， [35] “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学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前一般讲社会主义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赞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只有在经济上已经成功自私自利不顾群众生活的资本家，才去反对，才不理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既然是为世界大多数谋生活的问题，先知先觉的人，发明这个道理之后，自然可以得多数人的同情心来表示赞成。” [36] 所以，他认为中国如果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会陷入这种不公平的罪恶境地，这是违背我们良知的：“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 [37] 他站在下层人民立场上，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平民反对资本家”。 [38] 他提出民生问题首先是要消灭大贫，即解决受贫穷痛苦最深最重的下层人民的生存问题。他说：“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弄到大家平均，都没有大贫。” [39]
其次，他认为这种利益均平不能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而应当对个人的利己欲望加以抑制，否则如任其自由发展的话，有资源优势的人就会得到多于他人的利益。如任由大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就会造成少数人的垄断，而损害多数人的利益，造成利益不均：“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的，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是很痛苦的。” [40] 因此他主张限制个人追求私利，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以防止出现贫富不均。他说：“民生主义的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 [41] “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 [42] 孙中山以公平为最高原则，主张以公平来协调利益的均平，防止因个人利益的放任发展而导致利益的不均，导致人与人的争斗。他认为西方工业化发展便造成了这样的状况：“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质，都垄断起来，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极剧烈时代。”“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甚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只有以公平为原则，使“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利益均享，才会使人们“不至于争”，“可以免去人与人争”。 [43] 这就是他以公平为原则的社会经济理想。可见，他所主张的社会经济原则，与梁启超的个人利益原则相反，而强调人人利益均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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