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孙中山无疑是那些推动者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前，中国现代化按照既定的路线艰难地行进，先是洋务运动，继则戊戌变法，紧接着，又有清政府的新政及君主立宪之筹备。这一系列运动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不再发生意外，大概用不了许久，中国必将如当时人所期待的那样重建民族的辉煌，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而对于这些变化，孙中山并不满足。他在1894年就明确地表示出对清廷异族的不信任，他在其前半生一直期待的是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范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强调汉民族的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孙中山基于西方社会内部社会问题接连不断出现的事实，更觉得中国一味向西方学习的这些东西大可怀疑，中国的未来与发展虽然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等层面的东西，但在政治体制、道德伦理方面还是应该固守住中国的一些原则和传统，这样既可保持住一些中国固有的特色，又可以避免西方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些弊病。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企图超越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模式，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孙中山无疑是那些推动者之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确实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过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情，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方向。故而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谈到三民主义时，曾不无自豪地宣称：“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在孙中山看来，目前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能否将他的三民主义由理论转化成千百万人的政治实践。以至于他在弥留之际最念念不忘告诫国人的依然是努力奋斗，实现三民主义的最高理想，“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2]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伟大创造，它既是对先前进步的中国人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思考的系统总结与高度概括和发展，又同时关照了当时的世界潮流，探讨和分析了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后发展国家如何赶超那些先发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等现代化理想的一般规律性问题。因而其思想见解就不仅是中国的，而是关涉到19世纪以来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某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和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则难免囿于后发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焦灼情绪，导致某些理论上的混乱、矛盾或不清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将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导入某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理论与实践的误区。
一、现代化模式的再思考
孙中山三民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有着复杂的思想背景和曲折的形成过程，它在本质上是近代国人特别是那些进步的思想家面对中西社会的巨大差异，以及如何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的理论思考的逻辑总结，是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既要谋求进步与发展，又要防止那些先发国家对中国的蚕食、掠夺、演变以保持民族固有特色的本能反应；特别是作为后发国家，既看到了先发国家的进步性与合理之处，又看到了先发国家为此进步与合理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因而提出一些必要的设防和界限，以免重蹈那些先发国家的道路。这些设想从本意上说固然不错，但其内在的矛盾性格几乎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引到了一条本可避免的歧路上去了。
本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不落后，明代之前的成就与辉煌不必说了，即使到了19世纪，中国人凭借着祖宗的余荫依然可以在世界上夸口炫耀。而且，由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的特殊性，中国人及时在19世纪前期不必发生类似于西方工业革命的进步，也很难就此断定中国已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严重落后。中国是自成体系的独立帝国，其国内市场和资源配置足使中国即使不和域外交通，也满可以照旧存在和发展。
然而历史毕竟不依中国人一厢情愿的愿望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逼着西方人必须向外尤其是向东寻求市场和资源，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不能不介入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市场中迟到的一员。
平等而合理的交往对中国当然有益而无害。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在一开始介入世界市场时，就处于不平等和受欺负的地位。罪恶的对华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危害不必说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尚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步入世界市场时，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强行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结果则是欲速则不达，实际上激起中国人的厌恶和反抗。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一方面表明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表示愿意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则蕴涵着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仇恨与敌对心理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是限于中国的条件而不得不暂时忍耐而已。一旦条件成熟，中国人必欲报此一箭之仇而驾乎西方诸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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