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情的支配下，中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向西方人学习的漫长过程中，几乎自始至终都不敢忘记自己民族的根性，更是在思想深处始终保持着对西方的一切进行审慎的选择的基本原则。这既是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滥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制度与文化的根本不信任。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敏锐地发现西方社会内部的不合理或不禁如人意之处，那么理所当然地中国人应该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避害趋利，建立更为理想的制度与文化。这种思想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所在多有。康有为既要中国学习西方，又要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去建立那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避免西方正在发生的铁血之祸的空想社会主义想法不必说了，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毫无保留的赞成者谭嗣同，在面对西方社会日趋没落、社会弊病日趋严重的事实，他在思考重建中国社会的未来理想时，也不能不忧心重重地担心中国重蹈西方先发国家的覆辙。[3]很显然，谭嗣同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将要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付出怎样的沉重代价，只是他和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相比，虽然意识到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代价沉重，但他并不主张在现阶段就设法预防资本主义将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弊病，而是强调在现阶段中国要无条件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待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弊病。他说：“故均贫富之党出而警醒之。虽时时倡乱，为世诟病，实欧美之功臣也，不可少也。二者相持不下，不知相反有相成之理，夏葛而冬裘也，春播种而秋收谷也，时之先后异也，而相持不下，不亦悲乎？”[4]也就是说，均贫富以及其它整治资本主义弊病的主张本身并没有错误，但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总有个先后之别，适宜之时，即使是一种正确的主张和理论，如果出台过早，也不一定能够得到预想的效果，甚者适得其反。
可惜的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真正具有谭嗣同这样清醒认为的人物实在太少。他们大都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也热情地渴望中国尽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聪明地预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沉重灾难。因而他们既渴望中国尽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总在想方设法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弊病，提出种种的救治方案，以期只吸收域外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技术、文化成果，而拒斥其糟粕和那些流弊，从而超越那些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建立一尽善尽美的现代社会。在这种种的救治方案中，最典型且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推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现代化理论。
二、孙中山的构思
诚如孙中山自己所揭示的那样，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只是救国主义，但其理论架构则基本上囊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问题，是对先前各种救国理论的重大发展，不仅能“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而且有助于克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给中国带来的流弊。他在后来追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背景时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5]也就是说，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立论不仅要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那些急迫问题，而且要预防西方先发国家业已存在着的问题在中国滋生、蔓延，从而使中国真正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建立一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
不难看出，不管孙中山如何解释他的三民主义，但其基本思路实际上是沿着近代以来大多数中国思想家的共同路数，即中国欲改变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地位，必须向西方学习，然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要有所拣择，要事先预防西方社会的流弊在中国发生。换句话说，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他所设想的三民主义，就是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但又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要超越西方先发国家的经典模式，创造出一种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非经典模式，建立一种比西方先发国家已有成果更为合理的新的社会体制，吸取西方先发国家的文明精华，又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孙中山向西方人解释他的这一套设想时曾得意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飘渺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转变，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还要多。”[6]
我们无需怀疑孙中山这一理想的伟大意义，但孙中山这一设想本身不仅触及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性的问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势必是对西方先发国家经典模式的挑战。也就是说，作为后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的中世纪国家，能否真正超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羊吃人运动”，能否避免铁血之祸而一跃成为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进步的国家呢？这实际上依然回到了马建忠、谭嗣同、康有为等一大批近代思想家所曾讨论过的问题，即中国能否拣择性地采纳、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精华，而拒斥其糟粕呢？
从理论上说，孙中山提出这一问题当然没有错。后发型的国家在规划自己的前途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借鉴那些原发型的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吸收其成功的经验，避免其那些本可避免的流弊。但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来说，正如谭嗣同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正确的理论与主张都有一个出台的时机问题。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人为地要消除其可能产生的流弊，那么极有可能的情况则是遏制了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之间发生严重的背离，结果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然，我们的这种分析也只是后来者的事后聪明。事实上，当孙中山提出这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时，其内心的焦灼情绪和善良的愿望都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无法体验得到的。他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二百多年的光阴。我们到了今天的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地位，从此以后便要亡国灭种。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所以这十年中，便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如果我们醒了，像日本人一样，大家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长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齐消灭。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列强。现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过五大列强，以后德、俄恢复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强国；如果中国能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