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这些善良愿望和焦灼情绪不能不令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起敬，中国如果真的能够忍受住暂时的屈辱，卧薪尝胆，十年生聚，专心致至地学习欧美，那么我们或许真的有可能迎头赶上，后来居上，恢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有的地位，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然而，孙中山说这番话之后又过将近70年，中国的地位又怎样呢？中国为什么没有迎头赶上，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呢？
中国的继续落后当然有许多内外复杂原因，诸如外部环境的不具备，内部秩序的失调等等都可以成为言之凿凿的理由。但如果从中国人向外学习的心态上，直接了当地说，即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例，我们看到，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在内从来没有真正潜下心来恭恭敬敬地学习西方，而是始终如一地相信中国只是暂时的落后，中国不仅有过辉煌而灿烂的过去，而且只要中国人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还必将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种思想一方面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没有本质区别，是带有极端功利主义的目的去学习西方，另一方面，没有真正放下中国中心主义的老大帝国的架子，总是有意无意地认为外国的先进东西只是皮毛，是末，是用，而中国除了暂时地缺乏这些东西外，中国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却远比西方优越得多。因此，中国人学习西方，不是全盘承受，而是加上主观性的选择：吸收其精华，拒斥其糟粕。更何况西方的那点新玩艺在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那里久已有之呢？用孙中山阐述三民主义时的话说：“近来欧洲盛兴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譬如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从前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是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8]这里的牵强附会不必说了，即使仅仅持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又怎能学到西方的真东西呢？更何况正如严复早就说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9]
不特此也。中国人之所以长时期地欲学习西方而不见成效，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总是聪明地以为西方的那些东西本身已有缺点，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学习的过程中预防它们的缺点、弊病在中国流行，而且总是期望在西方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比西方文明更为进步、更为有用的灵丹妙药。孙中山在谈到他的三民主义时说：“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用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的‘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10]因此，只要我们能真正贯彻三民主义的精神，我们就不仅能够治国平天下，恢复中国一流强国的地位，而且“可以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11]我们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之一，恐怕就在于这种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反而不适当地关心他人，设想如何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民族独立与民族孤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是鉴于近代中国的事实和欧美先发国家业已存在的问题而设计的一套救国方略。因此，孙中山思想的侧重点，无不聚集在如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又能避免欧美已走过的道路上发生的曲折和灾难。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赢得民族独立，恢复中国的完整主权，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恐怕是合乎孙中山的思想实际的。
民族主义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他早期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是他后期提出的唤醒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都可以看作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其前后期的分别之在于，前期的民族主义是为了排满，为了革命；而后期的民族主义在于民族独立，在于如何引导中国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近代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孙中山敏锐地感受到并紧紧地抓住了近代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将这些迫切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这一漫长的道路上来考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却又不免露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孤立主义倾向。
我们知道，在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中，他的唯一目标是推翻清王朝，因为在他看来，清王朝不仅代表着最腐朽的势力，而且代表着异族统治中国，是中国或更准确地说是汉族几百年来受压迫、被蹂躏的唯一根源。[12]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清政府的头上，要求清政府承担中国体制弊病的原罪。
清政府既然不能引导中国走上独立和富强，清政府既然已经成为外国列强的走狗和在华代理人，那么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府理所当然地是中国人的唯一选择。然而，孙中山要推翻清王朝的理论并不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他一方面对清政府的改革诚意缺乏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更不愿意给予合作和支持：“目前的中国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在孙中山的意思里，即使从西方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说，目前的清政府都是不合时宜的政府，只有在他推翻了清政府之后而建立的新政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13]因此，孙中山在其早期的革命过程中，一再呼吁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和内部冲突保持“善意的中立”，甚至希望西方国家支持他推翻清政府。他在《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一文中曾向英国人呼吁：“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目的，实在就是要向英国人民证明，让我们成功，这也是为了欧洲的利益而特别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4]显而易见，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真正建立在各个民族和平共处、平等独立的基础上的，这或许是他基于革命策略上的考虑，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一理论其缺陷则是相当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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