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我们看到，孙中山至少在1905年之前都把推翻清政府之后建立新政权的模型比附于美国式的共和制度。换言之，他所要建立的新政权便不是与天赋人权“殊科”的间接民权制，而是主权在民的直接民权制。他在1904年向美国人民呼吁：“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24]言下之意，未来的中国政府模式似将与美国政府模式如出一辙。
然而到了1905年，孙中山对未来中国政治模式的设想却有了些微变化，此后他虽然也曾讲过许多向美国学习，建立合众政府的话，但从总体上却越来越倾向于超越欧美，建立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政府。前引孙中山1905年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的谈话已有这种明显的倾向，他希望中国的新制度是在西方现行制度基础上的改进，“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25]那么，怎样才能加以改进，建立一种更为理想的制度呢？这便是孙中山在1905年之后所主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传统的评论，孙中山之所以在1905年发生这种思想转变，主要是基于他对西方代议制的失望，故而提出革命程序论和五权分立的主张。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评论言之有理，但似乎忽略了另外一些因素。一是孙中山基于对国际格局和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可能真诚赞成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府，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盛，因为这毕竟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孙中山在1906年写给一位俄国人的信中说：“可能我未曾正确理解您对美国资本家的呼吁，但是，如果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态度的话，我以为这种呼吁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不致于笨到这般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这也是十分明白和容易理解的。”[26]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又怎能指望孙中山继续坚持向美国学习，以美国的政治模式作为中国未来政治模式的追求目标呢？
另一方面，从国内政治背景看，由于孙中山在1905年之前基本上是一个西方民主政治的歌颂者和追求者，这一点不仅深受论敌的攻击，而且也在他的追随者中产生了相当有害的不满情绪。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美国政治的诸多批评将对孙中山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必说了[27]，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也不乏对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产生极大怀疑的人。据孙中山自己说：“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不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背景，我们看到孙中山在此后已由西方民主政治的绝对拥护者、信奉者逐渐地变为怀疑者和有条件的倡导者，不仅对西方民主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批评越来越多，表现出日趋浓厚的选择倾向，而且逐渐地形成或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的理论体系。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虽强，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28]
欧美之制不必学，即或学，也要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创新，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政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所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据孙中山的分析：“兄弟历观各国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的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这又主要是因为美国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理论绝对化，因而生出许多的流弊。一方面，“美国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从前本无考试的制度，所以无论是选举，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那历史实在可笑。就委任上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统领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是叠相兴废，遇着换了大统领，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另一方面，“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它不得不俯首总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罗斯威等，才能达到行政独立之目的。”[29]既然如此，那么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便理所当然地不能搬到中国来，中国的未来政治模式只能另辟新的途径。
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不可取，这就逼着孙中山另想新的办法，另外设计一套民主政治体制。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孙中山正式打出“五权分立”的旗帜，即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美国已有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他说：“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整体，以使各机关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30]这便是要超越欧美，建立更为优良的社会制度的具体设想。
五权分立模式的设计，在主观意图上无疑是要对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流弊进行修补和超越，以便真正解决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权威的流失等实际问题。但由于这一设计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权原则的基础上，因而其客观效果和三权分立一样，依然是无视人民的权力，和“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内在冲突。孙中山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在提出五权分立的同时，又提出“权能区分论”和“民主程序论”，以期对五权分立的内在缺陷有所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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