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对照《爵秩全览·太常寺衙门》得知，光绪十九年太常寺的主管官员为：
经筵讲官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事务宗室 昆 冈
太常寺卿宗室 溥 善
太常寺卿稽查右翼觉罗 李端遇
太常寺少卿 常 明
太常寺少卿 沈恩嘉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中，仅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太常寺题本中，才出现盛宣怀其名，并且注明“未到任”三字，与上引盛氏自述完全吻合。新世纪伊始，第一历史档案馆丁进军、方裕谨先生已撰文辨明此谕旨为伪。
近年从网页上得悉，当“慈禧手谕”最初面世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夏东元教授，为撰写《盛宣怀传》，正在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里--顾、夏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对盛氏资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东元先生，为写《盛宣怀传》，把数百袋“盛档”全部翻阅过一遍，但并没有发现盛宣怀与钓鱼岛有关的任何资料。他们当即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为此“手谕”是假的，主要依据是上面的日期和称呼与盛宣怀当时的头衔不符。
所有这些史实表明：当光绪十九年时，盛宣怀既非“太常寺正”，亦非太常寺少卿，更不是所谓“太常寺正卿”--须知，其时太常寺卿、少卿定额为满、汉各一员，是绝对不能“超编”的。倘在这种褒奖臣工的诏谕内，竟然把对方的职务错写得如此不伦不类，也是旷古未有的奇闻。
拙著1994年本问世后，承香港城市大学雷競璇先生赐寄高伯雨先生1974年初稿、1990年修改的《钓鱼台岛属盛宣怀？》一文，以洋洋洒洒的14页篇幅，从秦汉后无封土赐予臣僚谈起，到对诏书本身的诸多硬伤详细考辨其伪，并且举出了盛氏后人的佐证：
从前有个朋友对我说，徐逸（即盛毓真）的哥哥在日本东京开设酒楼，他听说徐逸手上有这样的一件“诏书”，笑不可抑，他说：据他所知，当时的太监向盛宣怀敲诈一笔钱，曾派人对盛宣怀说，太后打算以某地赐给他为食邑，如果他要此事成功，就要拿出若干银两来打点。盛答，待见过诏书之后才拿钱出来，现在只能先付五千两，送给他们喝点酒。不久后，有太监拿了诏书给盛宣怀看，盛知道是假传圣旨，就没有答应了。据说，这是在日本的盛毓度所说的。
能够盗用宫中印章而又在“诏谕”内闹出偌大笑话者，非太监们莫属！
从另一方面看，太监利用钓鱼台、黄尾屿、赤屿造假，足以证明钓鱼列屿归属清廷，连宫内太监也熟知。诏谕虽系伪作，但盛氏广生堂药号长期曾在钓鱼屿采集药材，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不但是一种以采集生草药（而后用以制成药丸）的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此与台湾许多渔民每年前往钓鱼台四周中国固有领海捕鱼，同等重要。采药与捕鱼这两种合法地使用钓鱼台及其领海，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地理意义与政治意义”。也就是说，迄于甲午战争爆发前9个月，中国仍在钓鱼列屿海域和平地行使着主权。
中国史家继承了秉笔直书即“实录”的优良传统--“实录”者何？班固等学者道：“（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国学者有勇气排除虽有利于己论但经不住推敲的个别史料，有信心认定此举丝毫无损于钓鱼列屿之为中国领土的结论。
（摘自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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