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筵中君臣关系的变化--从“为帝王师”到“帝王为师”
既然经筵制度是帝王教育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经筵官所扮演的应当是“师儒”的角色。这个制度本身赋予经筵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46）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所以，在宋代会出现程颐“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的论断（47），把经筵官的作用等同于宰相。
程颐这种以师道自居的现象并非偶然出现，是与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发展相吻合的。余英时先生曾说道：“这个著名的论断（这里指程颐的‘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也是范仲淹、王安石时代的思想结晶：一方面将天下治乱的大任划归丞相，另一方面则要求皇帝北面以师经筵讲官。”（48）王安石本人更是要求在经筵中“师道”与“君道”的平等，他首次提出经筵官“坐讲”。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联合吕公著向宋神宗提出了经筵官坐讲的要求：“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着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窃以谓侍者可使立而讲着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49）王安石的提议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坐讲”、“立讲”之争，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提议最终虽然不了了之，但是他引发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经筵中“师道”精神的伸张。王安石本人在宋神宗面前不仅是宰相，更是师儒，作为经筵官，他在神宗面前常以师道自居。
宋代经筵中的君臣关系是北宋以来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重要体现与必然结果。“宋代皇权对于士大夫以政治主体自居所发出的种种声音，毕竟表现了容忍的雅量。仅此一端，它以足当‘后三代’之称而无愧。”（50）
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的经筵官地位呈明显下降趋势。
明代的君尊臣卑、皇权至上我们已经毋庸多论。从明太祖开始，就好用严刑峻法，对待朝廷官僚极其严厉。而整个明代，官员低位低下，被喜怒无常的皇帝杖责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决定了明代经筵中的君臣关系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甚至沦落成为主奴关系。在宋、元时代士大夫一直倡导的“坐讲”在明代几乎成为奢望，而且能够站着讲课已经是讲官莫大的荣幸了。
弘治六年（1493）四月，明孝宗因“天道弗顺，亢旱踰时”十分忧惧，命文武群臣上奏，陈军民利病时政得失。担任经筵讲官的李东阳上奏，他引用《孟子》中格言要论，向孝宗提出了慎重游宴、调理饮食、温习经筵讲义、缓兴土木、赈济灾民、大开言路等请求。而最后一条，即是要求孝宗“尊贤”，奏疏曰：“经筵乃讲道之地，与朝著不同。故凡奏对之时，虽师保大臣必行跪礼，惟讲官拜稽之后，立讲于前，以示优异，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犹有致议于坐立之间者，以圣贤之道在焉故也。……近日讲官小有遗误，遽遭纠劾，荷蒙圣恩，特置不问。是朝廷优之以讲道之礼，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仪。自开设经筵以来，未尝有此……臣愚以为经筵之职，较诸通政所奏，鸿胪所引，事体尤重。而讲读之辞，动以千计，繁又倍之。臣请自今凡进讲时一二字差错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鸿胪恩例，勿得纠劾，以仰承陛下优礼儒臣之盛意。”（51）李东阳的奏疏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明代经筵官能够立讲而不用跪讲已经是皇帝对他们莫大的恩惠了；讲官若有一二字的差错会遭到纠劾。
明代的经筵官毫无师道尊严，甚至有记载：“明景泰帝每讲必命中官布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高谷年老，俯卧不便，恒莫能得一，他讲官拾以遗之。”（52）不过，明代也有例外的情况。明代最能够体现师道尊严的莫过于张居正了。有记载一日明神宗在经筵，读《论语》至“色勃如也”，读“勃”作“背”，张居正在旁边厉声道“当作勃字”，神宗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又有一例：神宗每御讲筵，盛暑时令内史于居正立处摇扇，隆冬时为居正铺毡。（53）神宗皇帝幼年即位，张居正身兼宰相与帝师，两宫皇太后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同时赋予他很大的权力。因此，他与神宗皇帝这种师生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并非常态。张居正死后，莫说经筵，就是连朝政，神宗皇帝也渐渐疏离了。
从制度上来看，明代经筵中的君臣地位与宋代大不相同。但是，明代经筵官中仍不乏有气节、追求师道尊严的讲官。如崇祯朝的文震孟。“文震孟在讲筵，端恪能致人主之听。一日，上偶加足于膝，文讲时，诵讲章中语，拱手曰：为人君者，可不敬哉？又重申之曰：为人君者可不敬哉！上悚然，为之下足端听”。倪元璐在经筵，一日讲“生财有大道”一节，极言加派聚敛之害。崇祯震怒，谓“边饷匮乏，部中未见有长策，徒作此皮面语”。倪元璐对曰：“臣儒者所陈，虽是本头书生语，然不敢怀利以事君。”上默然，次日谓阁臣曰：“讲筵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之言，朕甚悔之。”（54）
孟森先生说：“（明代）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责难之心，不忘其君为尧舜不止，至以言触祸，乃若分内事也。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55）
清代诸帝并不像明代皇帝荒唐任性，在经筵中，他们能够做到尊重讲官。比如经筵大典中，他们着常服，这说明他们还是希望拉近与经筵官与大臣们之间的距离，不让自己显得过于威严。清代也延续了前代在经筵结束时赐宴的做法，规定在协和门赐宴。并且，雍正年间还规定经筵结束后在文华殿给讲官赐茶。乾隆时期文渊阁建成后，赐茶便改在了文渊阁。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开始，命赐宴讲官时奏乐。
尽管如此，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师儒”的角色。清朝皇权极度高涨，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几乎被抹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讲官的个性，他们甚至也不再追求所谓的师道尊严。经筵中，他们的进讲内容除了谈论儒家经典本身之外，其余则是奉承颂扬，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如：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进呈的讲章后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56）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翰林院照例事先进呈经筵讲章，康熙帝览后降旨：“讲章须有劝诫箴规之意，乃称启沃。今讲章内有‘道备君师、功兼覆载’二语太过，其易之。”（57）乾隆五年（1740）八月经筵，讲官进讲《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尚书》“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讲毕，乾隆帝照例宣示御论。大学士张廷玉等奏：“皇上一中建极，体用同原，圣训精微，实阐先儒所未发。臣等不胜钦服。”乾隆帝本人也觉得有点过，便谕讲官：“朕观近日所进讲章，其间颂扬之辞多而箴规之义少……盖人君临御天下，敷政宁人，岂能毫无阙失？……若颂美过甚不能实践躬行，反滋朕心之愧。此后务剀切敷陈……勿尚铺张溢美之虚文。”（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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