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由此而言，知识之重要，正在其能够渗透其中的奥秘，认识和掌握体现着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势、财富、民众、神意乃至计谋等因素。仅此而言，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亦即历史主体契合历史客体从而推进历史发展，可谓是赵晔为首的汉代史学家对天人合一的阐释。
（二）“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
在史学观念上赵晔秉承了司马迁的旨趣，体现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就是“寓论断于叙事”。众所周知，司马迁吸收了孔子的“春秋笔法”，既要保留历史的原貌，又要体现自己鲜明的历史见解，于是在《史记》中一方面借助于“太史公曰”直抒胸臆，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叙事委婉地表明自己的爱憎。与《史记》不同的是，《吴越春秋》几乎没有任何一句直抒胸臆的话，但在叙事和借助于历史主人表明自己的意见方面，却做得淋漓尽致。
披阅《吴越春秋》，我们感觉，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
整体史学的方法论。所谓整体史学，顾名思义，就是将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整体史学的旨趣是站在历史发展现实的高度，回顾已经消逝的过去，以理智的态度，冷静地剖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评判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揭示人们的历史选择和行为在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规律进程中的契合程度，寻求其是非得失，从而为后来者提供鉴戒。考《吴越春秋》整体史学方法的运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主义的眼光。所谓历史主义眼光就是注重事物的源流。《吴越春秋》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称霸事迹，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两国的历史予以简要的追溯。关于吴国，卷一追溯吴之前君太伯及其世系，说明吴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卷二叙述吴王寿梦事迹，说明吴楚之间紧张关系的由来，卷三记述吴王僚指使公子光率兵伐楚，说明公子光夺取政权的缘由及其如何称霸，卷四、五则详述吴越之间的征战败降关系。关于越国，卷六追溯越之前君无余及夏禹等事迹，卷七追叙勾践降吴“入臣”，卷八记述勾践“归国”，卷九描述勾践阴谋伐吴，卷十则详述勾践伐吴。可以说，作为“外传”，后六卷完全是对前“内传”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国际历史”的眼光。所谓“国际历史”眼光就是注重事物的时代环境。《吴越春秋》虽然记载的是吴越两国的事情，但是常常将两个的关系置放在当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国际”环境下，予以整体的考察。卷五记载齐国大夫成恒企图篡夺政权，又担心其他大夫的反对，于是穷兵黩武，侵伐鲁国。孔子指使子贡先后出使齐国、吴国、越国和晋国，挑拨齐国与吴国的关系，让两国开战，为越国复仇伐吴、晋国伐齐制造机会。可以说，这既是子贡外交的胜利，又是赵晔“国际史观”的体现。尤其是当子贡见到越王勾践时，勾践以偏处一隅而自谦，“此僻狭之国，蛮夷之民”；又，卷四记载吴王阖闾对白喜自谦，“寡人国僻远，东海滨”，等等，显示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国际”环境之下吴、越两国的地位和关系。这种“国际历史”的眼光，为深入认识吴越两国的战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主义眼光的深化。整体史学的方法不仅使《吴越春秋》在详述事物首尾、考究事物因果方面显得清晰深刻，更重要的是其在史学编纂方面，兼具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特征，甚至有纪事本末体的韵味。正如学者所指出：“《吴越春秋》不仅有自己严格统一的体例，而且叙事更是首尾完整，‘本末咸备’，更具本末体的特色。”[5]
辩证分析法。所谓辩证分析法，就是以发展的跟光看待事物的是非、祸福之间的互相转化。《吴越春秋》对于辩证分析法的运用，一方面，是借助于历史人物的话直接说出来。卷九伍子胥劝谏夫差不要卖粮给越国，“非吴有越，越必有吴。吉往则凶来，是养生寇，而坡国家者也”。卷八记勾践回国之后不到三年就想报复吴国，范蠡劝谏说：“臣闻峻高者聩，叶茂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四时不并盛，五行不俱驰。阴阳更唱，气有盛衰……今吴乘诸侯之威，以号令于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浅，道狭而怨广，权悬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军退，士散而众解。臣请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吴之君臣为虏矣。”另一方面，是从历史编纂中，故意将相互矛盾之事物放在一起予以叙述，如楚国的大臣伍举与费无忌，吴国的大夫伍子胥与太宰嚭，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可以说构成了历史发展中的正与邪、是与非、进步与落后的两个方面，而其中的互相转化，则演绎并体现着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辩证分析法使《吴越春秋》在历史发展形式和规律性揭示方面，增加了力度和深度。
价值评价法。所谓价值评价就是对历史事物予以是非善恶的判断。可以说，价值评价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诉求。因为《吴越春秋》是借助于纪事来表明自己的观念，所以其价值评价没有像“太史公曰”似的直接表白。大致上，《吴越春秋》的价值评价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借助于“他者”的述说。卷五子贡对勾践评价吴王夫差、伍子胥和太宰嚭：“夫吴王为人，贪功名而不知利害”；“为数战伐，士卒不恩，大臣内引，谗人益众。夫子胥为人精诚，中廉外明而知时，不以身死隐君之过，正言以忠君，直行以为国，其身死而不听；太宰嚭为人智而愚，强而弱，巧言利辞以内其身，善为诡诈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后，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伤君之佞臣也”。子贡如此坦诚的话语，不仅是感动其时的勾践，即使今天的读者也为之动容。二是借助于历史人物的自省来判断之前的言行。卷五伍子胥被夫差赐死，说被离：“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雠。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吾非自惜，恐祸及汝。”说夫差：“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争之。卒得汝之愿，公子多于我。我徒有功于吴，今乃忘我定国之恩，凡赐死我，岂不谬哉！”三是借助于叙事表明对历史的评价。卷一追溯吴国远古历史，说其祖季历“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卷十勾践灭吴范蠡退隐之后，“自是之后，计倪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文种虽然一再表明忠心，仍然不免被赐死，应验了夫差的“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的警告。显然，无论是“他者”、自省或叙事，《吴越春秋》始终本着“寓叙事于论断”的宗旨，曲折隐晦然而又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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