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周代的礼乐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断崩解，城邦时代宗法封建制之下的具体性、私人性的君臣关系无法维持，社会政治秩序（人群结合的方式）的类型由封建城邦转型到集权中央的国家体制，在新体制中，政治的原理、规则和君臣关系的性质、特征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君臣之间宗法血缘的维系纽带渐渐失效，篡弑之臣和身灭之主层出不穷。随着生产力和人口的增长，共同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共事务愈益繁多复杂，君主统理国家需要更为一般性、标准化和制度性的方法。在王纲失坠、以力为雄，强者亡人、弱者亡于人的时代，富国强兵成为各国君主的头号目标⑩，君主利用新兴的士人阶层，通过变法打击封建贵族，新兴士人取代了世卿世禄的封建贵族，成为围绕在君主身边的新臣僚（11）。从此君臣结合的纽带和原理不再是之前的宗族血缘，君臣之间的血族团结精神不再。以上种种变化为君臣关系中“壅蔽”与“防壅蔽”的发生提供了空间。
二
孔飞力提出中国帝制国家同时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工具”，另一种是“制度”。作为“工具”的功能是根据统治精英阶层的需要来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事务，作为“制度”的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12）。君臣围绕“壅蔽”展开的较量多数发生在政治地位与权力的争夺领域，即孔飞力所说的“制度”领域，一般而言能够有能力壅蔽君主的肯定不是普通臣僚，而是一些拥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权臣。当然，在国家的日常管理及运作层面，普通官吏对皇帝及中央也存在控制信息的“壅蔽”，但这种情况的“壅蔽”只是关涉国家一般性的日常行政运作，不似在权位争夺领域里的“壅蔽”会对皇帝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如果说“工具”领域的壅蔽只是“行政错误”，那么“制度”领域的壅蔽则是一种严重的“政治犯罪”。秦汉是皇帝-官僚制帝国的开端和巩固时期，四百年间君臣之间“壅蔽”与“防壅蔽”的较量不断上演，充分展现了君臣关系中较为黑暗、紧张的面相，对秦汉政治文化的研究具有较高价值。本文先简要讨论皇帝与普通臣僚之间在日常行政的“工具”层面发生的“壅蔽”事例及其意义，然后再详细讨论皇帝与权臣之间在“制度”层面为争夺权位发生的“壅蔽”与“防壅蔽”。
皇帝对于帝国的统治是依靠官僚阶层实现的，官僚行政必然要求一定的客观化和程序化，逐渐会形成严密的规章程式，皇帝也需要依据各种规章条例来要求和考核他的官员。孔飞力认为，官僚们始终受到琐细的规章条例的制约，包括形式、时效、文牍、财政和司法上的限期，他们一旦违背这些规定，便会受到弹劾或处罚，但这些繁琐的行政规则至少为他们的职责划定了某种边界，从而为他们提供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来自上司或君主的专制要求（13）。皇帝一方面必须依靠官僚集团，但另一方面官僚体制内在的客观化趋向却对他的肆意专权形成约束，双方的矛盾从官僚阶层的领袖--宰相的演变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14）。汉宣帝曾在一封诏书中对官僚阶层的行政作风给予严厉批评：“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 （15）上计簿是地方向中央报告一方政情的行政文书，是中央了解地方信息的主要渠道。上计簿既然是一种行政公文，自然具有一定的格式套路和写作规范，宣帝在诏书中抱怨地方呈上的上计簿都是“具文”，徒具形式，用语空泛，内容空洞。宣帝不满意是因为他不能从这些公文中获取任何有效的信息，更令宣帝恼火的是“三公不以为意”，在他眼里整个官僚机构对这种格套化的空洞文书已经习以为常。皇帝需要通过上计簿了解各地的政情、民风，但地方官员以“具文”来虚应故事、敷衍塞责，从“具文”中皇帝得不到关于地方情况的真实信息，对皇帝而言这就是一种“壅蔽”。
上计簿中反映的政绩是官员升迁的资本，但许多官员宁愿用具文空语来应对，自然有其苦衷。在国家的日常行政中，皇权的干预起到的往往是干扰和破坏作用，负责具体政务的官员夹在皇权与现实之间，应对起来并不容易。有时候皇帝的命令和要求完全是心血来潮或者不顾实际，官吏若顺从皇帝的意愿强制执行，可能会对地方造成严重破坏，虽一时满足了皇帝的要求，但日后仍可能被追究责任，与其如此，还不如以虚言套语应付。孔飞力指出官场上的程式、文牍既是对官吏的限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确实是深刻的观察。地方进呈的上计簿大多都“具文”、“务为欺谩”，而且掌管核查的三公也表示默认，如果站在宣帝的立场上看，或许可以认为当时官场确实形成了顽固的陋规劣习，官员们习惯了敷衍应付；如果站在官僚阶层的立场上看，或许可以认为当时他们正默契地抵制宣帝的某些干预，宣帝朝在中兴的背后，可能存在诸多严酷的政治问题（16）。
基层的信息在向上奏报时，总是会经过奏报官员有意无意地过滤，在他看来不重要的，或可能引发麻烦的，或于己不利不便的信息，都将被修改或者删除。上计簿及上计吏的口头汇报是中央获取地方信息的主要渠道，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个管道并不通畅，“壅蔽”的情况时常发生。当然，除此之外皇帝还有其他的信息途径，如派遣行部的刺史及到各地采谣俗的使者（17），他们会为皇帝带来更多的信息，保持信息渠道的多样性是皇帝“防壅蔽”的基本方法。在“工具”层面，即国家日常行政层面发生的壅蔽，只会对国家的行政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基本不会直接威胁皇帝的统治，皇帝真正重视的是发生在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层面的“壅蔽”。
三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之亡与“壅蔽”的关系，“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18）。秦朝三主中，秦始皇“雄才大略”（19），权力欲极强而且精力旺盛，大权独揽，臣僚战栗，大臣很难壅蔽他的信息获取渠道；子婴即位时天下已不可收拾，无法抵抗刘、项的军队，政权尚不可保，君臣之间安有权位之争夺？秦廷的覆巢之下君臣俱灭，无有完卵，更无从谈“壅蔽”。三主之中最具解析价值的就是秦二世，赵高对秦二世的“壅蔽”可谓是权臣壅蔽主上的经典案例。
由于是阴谋上台，二世经常感到地位不稳，他向赵高吐露了自己的担忧：“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20）赵高从中看到了蔽主擅权的机会，所以更加强化二世的忧虑曰：“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21）借此机会赵高发起了一次清洗运动，“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22）。清洗不但为赵高掌握权力扫清了道路，也使得谏诤之路笼罩在恐怖之中，“群臣谏者以为诽谤”，谁要是敢进谏就会被按上诽谤的罪名，诽谤罪的处罚很重，不但犯者性命不保，还要殃及妻子宗族，结果是“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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