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从1931年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就非常关注这篇自述。他在当时所能见到的《李秀成供》上为他的供词作注，1944年他见到了广西通志馆从曾家抄录的供词原稿，并开始进行考证。他把自己的注文进行整理，分别注在每一段供词原文以后，于1951年正式出版，称为《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此后的四十多年中，罗尔纲先生在研究太平天国文献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这部笺证进行修改、补充，不断推出新的版本。1957年11月，出版了增订本。此后，经罗尔纲先生考证、注释的这部李秀成的供词，通常被称为“李秀成自述”。1982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这部书，就叫做《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直到199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增补本，叫做《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近五十年来，被人们经常提到的“李秀成自述”，就是1864年李秀成在狱中所写、经过罗尔纲先生整理、注释的这部原稿。
罗尔纲先生为整理、注释《李秀成自述》花费了六十多年的心血，“从青春注到白首”，注文超过自述正文的几倍。他为什么对这个文献如此情有独钟呢？他在1982年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指出：“中国古代少有长篇自传，革命人物写的更是未见。《李秀成自述》是五四运动新文学出现以前罕见的长篇自传，在当时，就连与他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和外国侵略分子看了，也都不得不承认为‘事理井井’，‘层次井然’。它叙述了革命的一生，记载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史，铭刻了太平天国败亡的惨痛教训。”[4]（P5）因此，自述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史而不读《李秀成自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读《李秀成自述》而不结合研读罗尔纲的考辨与注释，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事”，“要想真正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应该认真读一读李秀成的《自述》”[5]。
但是，这部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李秀成个人思想和历史活动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却遭遇了极其坎坷的命运，不仅它自身的史料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就连它本身的真实性及其性质都遭到了怀疑。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李秀成自述》原稿及其注释被公开出版以来，一些学者已经利用这个宝贵的资料来研究李秀成和太平天国。例如，1951年就有学者在《历史教学》《学术月刊》等杂志探讨李秀成写自传的动机问题。与此同时，学术领域里也出现了质疑自述真实性的声音。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年子敏、束世澂的《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的文章，文章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曾国藩所伪造的。作者把李秀成写自述的笔迹和现存的李秀成另一份字迹《谕李昭寿书》相对照，并且请了当时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鉴定专家来鉴定，说明两个资料不是一个人的笔迹，由此引起李秀成自述真伪问题的讨论。关于李秀成自述真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1月，《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荣孟源的《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文章以稿本的字数与李秀成所记不符来说明这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改了李秀成的真迹之后又找人誊录的抄件。此观点当时就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不过在证明李秀成自述就是李秀成本人所写的真迹问题上，罗尔纲先生的考证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罗尔纲先生对李秀成自述研究的一大贡献。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怀疑李秀成自述真实性的论述，其出发点还是在于认为李秀成不可能说那些自污的话，并且不可能对曾国藩那样谄谀。因此，这些讨论虽观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争论。
此外，当时的社会舆论正在把李秀成当做一个反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来歌颂。1963年7月，一部名为《李秀成》的话剧开始公演。当时，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看了此剧后与演员的座谈会上说：“这个戏表现对帝国主义、对清朝统治者、对曾国藩等敌人的斗争是坚定的，同时也表现了李秀成的忠勇，反对投降，反对妥协，能激起人民的情绪，激起人民对敌斗争的情感。”[6]（P292）
二、政治风云下的《李秀成自述》
当时，学术界对李秀成的评价也非众口一词，也曾有学者对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提出过否定性的观点，然而对李秀成自述性质的致命性一击是来自戚本禹的文章。
《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为什么要与这三位先生商榷呢？因为这三位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李秀成在自述里说的那些自污和赞誉曾国藩的话都表示李秀成是一种“伪降”的表现。罗尔纲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版到四版，基本上都是这种观点。为罗尔纲先生的《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观点，整理出版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岵庐也赞同罗的观点。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先生曾经去湘乡曾家抄录过自述原稿，并校补、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他也是赞同这种观点的。这也说明，罗尔纲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是有很大影响的。戚本禹在文章题目中点了其中三位学者的名，也表明他有一种挑战被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的决心。平心而论，戚本禹虽然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是他还是认真地阅读了罗尔纲先生的《笺证》，并且参阅了有关的史料，试图以史学研究的规范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的。他在文章中突出地提出了“忠王不忠”的观点，他从自述中列举很多语句称李秀成美化敌人，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说自己过去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说自己曾宽恕了投靠大清的叛徒等。戚本禹的文章批判了多数学者认可的李秀成说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动机是为了欺骗敌人的说法；批判了有学者阐述的李秀成自述中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认为“防鬼反为先”的话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论述了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也不是具有偶然性的。总之，他认为《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不是它的史料价值的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立场、根本评价的问题，它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不久，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弹，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不赞同戚本禹的观点。据张传玺的《翦伯赞传》披露：翦伯赞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就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对于戚本禹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翦伯赞尤为反感。他说：文化学术是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要搞好这一伟大事业，要有党的政策，还要有人。光靠几个共产党员是不够的，还要发挥每一位非党专家的作用。罗尔纲在旧社会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为农民革命群雄立传，做了共产党人应当做而尚未做的工作，我们应当欢迎，应当支持。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以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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