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这一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其背后隐含丰富的政治、思想意涵,然因肃宗早崩,其“革命”事业未能继续推行,以至于这一重大事件被湮没史籍之中,而近代学人也全然忽视。(14) 以十一月(冬至所在月)为岁首,乃是自改李唐正朔,也是向周制理想的复古。肃宗作为李唐子孙,应当记得其曾祖母武则天篡夺李唐天命时,就是将李唐的正朔(建寅)改为建子,也即以十一月为岁首。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甚至在圣历元年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后又有神龙历,体现新政权的革命性。(15)久视元年(700)十月甲寅,武则天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并非由于客观上的历法不便,(16)而是有意地回归李唐正朔。这是巨大的政治信号,就在此前后,流放中的李显被接回洛阳,重新立为太子。武则天作为篡夺者,废唐正朔,可以理解,然而李亨本是李唐子孙,居然也改李唐正朔,令人费解。(17) 而且肃宗在自改正朔的同时,居然去掉了年号,采用王号纪年,只称“元年”,这更是罕见的举动。即位和改元,是帝制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大事。(18)采用何种年号,往往是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君主及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但是极少在是否采用年号上进行政治操弄。而又将去年号和改正朔结合在一起,更加少见。从历法和政治思想史上考虑,肃宗可谓是极端典型的例子。 从上元九月去年号,以建子月为岁首,一直到次年四月改元宝应,恢复李唐的以寅月为岁首,总共有六个多月时间。《资治通鉴》的月份排序正体现了这一改朔,从上元二年十月之后,是建子月(即夏历十一月)、建寅月(即夏历正月)、建卯月(即夏历二月)、建辰月(即夏历三月)、建巳月(即夏历四月)。建已月甲子,即四月十五日改元宝应,复寅正,之后就是秋七月、八月、九月。中间没有五月、六月。(19) 肃宗的这一系列“极端”的历法操弄,跟当时李唐王朝以及他自身面临的局面有密切的关联。安史之乱爆发,李唐帝国四分五裂,关东河北大部为安史政权占据,李唐不再是天下唯一的政权,李唐的年号也不再是唯一的年号。可以想见,安史政权大肆宣扬李唐不德,丧失天命等等,加上战场形势的起伏跌宕,使肃宗政权感到莫大的压力,需要在政治宣传上采取激烈的行动,重塑李唐的天命。而肃宗本人的即位,又是采取宫廷革命的形式,并非依礼法而行,这也为竞争者制造了攻击他的口实。玄宗虽然让位,但是长期实力犹存,李唐内部权争不息,肃宗的统治正当性时刻面临挑战,肃宗也需要通过操作历法塑造自己的中兴之主的形象,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肃宗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改造以及政治宣传,必须放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二、肃宗对玄宗之区隔及肃宗之理论困境 自陈寅恪以来,治唐史的学者逐渐揭开官方史书溢美隐晦的迷雾,揭示出肃宗与玄宗微妙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玄宗后期到肃宗朝政治、礼仪和意识形态走向的深刻影响。肃宗做太子时,为皇帝权力所抑制,先后遭李林甫、杨国忠的倾轧,危殆的情况就有好几次,陈寅恪甚至指出,肃宗“皇位继承权亦屡经动摇,若非乘安禄山叛乱之际拥兵自立为帝,则其果能终嗣皇位与否,殊未可知”。(20) 安史之乱爆发时,肃宗已经是40多岁的太子,在原有的约束机制瓦解之后,才终于得到机会自立为帝。这一点陈寅恪早已经点明,肃宗乃是“拥兵自立为帝”。近年来唐史学者对玄、肃朝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本判明玄、肃权力争夺在政治走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天宝十五载(756)在玄宗入蜀路上爆发的马嵬驿兵变,是以太子李亨为首的太子集团主导发动的。有的学者指出,高力士和陈玄礼则与兵变无关。兵变的性质,则可以说是唐玄宗后期统治集团内部长期而复杂的矛盾斗争,特别是皇位争夺斗争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兵变的结果不仅使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外戚势力招致覆灭,而且还大大加快了李亨继位的进程,并最终直接促成了唐肃宗于灵武即位称帝的历史事实。因此,马嵬驿兵变实际上标志着唐玄宗统治的结束和唐肃宗统治的开始。(21)有的学者认为,肃宗在位太子之时,就与玄宗存在紧张关系,后来经过马嵬坡之变,分兵北上,通过另立中央的形式完成了皇位交替。(22)也有学者指出,马嵬驿兵变虽然事实上造成了肃宗的崛起,但是事件本身存在巨大的偶然性,时间仓促之间,很难说李亨预谋和组织这次兵变。(23) 笔者并不认同事先预谋说,而对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抱持极大的同情心。若设身处地存同情之理解,则事前发生的一切,都难以找到预谋的痕迹,而事后的走向,也完全超出历史参与者的设想。马嵬驿兵变后,实际上肃宗的处境相当尴尬和危险,事后证明陈玄礼等人仍然是死忠于玄宗,所以《旧唐书》卷五五《后妃上》的一段议论非常生动而又准确:“息隐阋墙,秦王谋归东洛;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24)马嵬驿兵变之后,李亨已经不敢再在玄宗身边停留。《旧唐书》将这件事跟当年李世民面临倾轧,曾预谋逃奔洛阳相提并论。 而当时李亨分兵北上,仓皇凄凉,完全不像后来官方史书描写的那么自信,也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能获得朔方军的支持而站稳脚跟。当时不论玄宗还是肃宗,对形势的判断与形势的发展完全不同。玄宗选择播越入蜀,是对北方政治军事形势判断的结果。当时北方能与安史叛军抗衡的两大武装,河陇军已在灵宝决战中一败涂地,朔方军虽然实力犹存,但是其人心向背,尚存疑问。玄宗根本没有预料到肃宗会得到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在灵武登基称帝。实际上,肃宗即位的消息是在一个月之后才达到成都。至此,肃宗拥强大的朔方军支持,又处北方政治中心,玄宗反而偏居蜀中一隅,沦落权力边缘。 肃宗获得朔方军的坚定支持,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唐代的亲王遥领制度。虽然不像唐代前期亲王出藩那样对地方权力影响深刻,但是玄宗之后的亲王遥领节度,并非与地方将吏全无联系。开元十五年(727)李亨封忠王时,即为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资治通鉴》记载,当肃宗北上彷徨无措时,其子建宁王倓云:“殿下昔曾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性名。”可见亲王虽不出阁,但与名下的将吏,依然有名义上的府主与僚佐的关系。事实上,自开元二十六年李亨被立为太子时,其势力范围就在河西、陇右以及朔方。当时西北诸军统帅王忠嗣就是因为和当时的肃宗往来密切而被罢黜。(2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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