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六国时期慕容氏的无年号纪年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几个政权，其中前燕慕容皝、慕容儁和南燕慕容德都曾采用无年号纪年。《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云：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皝死，永和五年（349），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赦于境内。（40）慕容儁“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这种描述，显似后代史家带有偏见的书写方式。所谓“春秋列国故事”，即秦汉制度之前的传统，包括无年号等。但“春秋列国故事”则是将自己视为诸雄之一，而非代表正统的周天子。这与后来的北周、肃宗采取无年号的意涵似乎有些区别。后者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周代文物制度的继承者，将无年号纪年视为这一传统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慕容氏其实也是以周代传统继承者自居，认为自己继承了更“古”的传统。
慕容儁并非慕容氏无年号纪年的开创者，这一转折发生在其父慕容皝时期。慕容氏初兴，奉晋正朔，从咸康三年到永和元年，也即337-345年，使用东晋年号。但是随着实力膨胀，慕容氏最终选择抛弃了托身东晋的政治形态。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十月，慕容皝以黑龙、白龙见于龙山为借口，停止使用晋年号，以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采用无年号纪年，从此不再奉晋正朔。（41）
半个世纪以后，等到慕容德重建燕政权时，也采用无年号纪年：
隆安二年（398），乃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将徙于滑台。遇风，船没，魏军垂至，众惧，议欲退保黎阳。其夕流凘冻合，是夜济师，旦，魏师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阳津为天桥津。及至滑台，景星见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状若玺。于是德依燕元故事，（42）称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43）（44）
大体而言，慕容氏采用无年号纪年，乃是舍弃了汉武帝开创的称皇帝、置年号的帝制传统，回归到秦统一之前的传统。这其中的政治与思想意涵，第一，显然有复古之意；第二，慕容氏将当时天下纷乱、列国争雄的局面比拟于春秋战国，而将自己视为群雄之一。而第二层意涵，对慕容氏而言更为重要。这里面涉及慕容氏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正朔所在。慕容氏多次使用无年号纪年，目的在于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政治论述，在大国夹缝之中获得发展和扩张的机会。
2.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
关于西魏北周的无年号纪年，徐冲所论甚详。（45）此处似无赘述必要，笔者择其大要论之。
由于自身政治、军事实力不及北齐，文化正统又不如萧梁，宇文泰及其周边群体才更加需要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来凝聚关陇人心，以求自存乃至进一步发展。拟《尚书》以布文诰，仿《周官》而改官制，其背后的动力莫不在此。（46）徐冲认为，“无年号纪年”，也可以视为“北周王朝”在正当化其皇帝权力起源的过程方面所采取的一个特别举措；《周礼》、天王与不建年号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对应的密切关系。宇文泰跳过汉武帝创立的称皇帝、置年号传统，将自己的合法性论述奠基在更早的周朝礼仪与制度之上。从西魏废帝（552-554）、恭帝（554-556），北周闵帝（557-559），到北周明帝即位，也即552-559年，西魏北周采用的无年号纪年。行周礼，去年号，但称元年、二年等。一直到北周明帝即位，最初仍然依《周礼》称天王，不建年号。周三年，秋八月，明帝听从崔猷的建议，遵秦汉故事，称皇帝，建年号，建元武成。
西魏北周的无年号纪年，更多的是复古，依周朝制度，与慕容氏有类似之处。慕容氏采用无年号纪年，考虑的是与东晋等周边大国的关系。西魏北周恢复周代不建年号而采用王号纪年的办法，也是想以周代名器，区隔并凌驾于同时期竞争的北齐、萧梁的“秦汉制度”。归根结底，无年号纪年，对内宣示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对外宣示自己为正朔所在，是说明权力来源或者统治正当性的装置。
3.李密称元年事
李密作为隋末诸雄之一，《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记其即位为魏公云：
大业十三年（617）春，密与让领精兵千人出阳城北，踰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于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二月，于巩南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拜翟让为司徒，封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绩为右武候大将军，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各有差。于是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47）魏征等修撰《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也记载云：“庚子，李密自号魏公，称元年。”（48）唯一记载李密有年号的是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记载李密即位云：
让等乃推密为主，建号魏公。巩南设坛场，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称行军元帅魏公府。（49）《新唐书》并未交代这个“永平”年号的史料来源。不过司马光《资治通鉴》则给出了答案，这个“永平”年号出自唐代刘仁轨的《河洛记》。《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记载李密即位称元年事，与《旧唐书》、《隋书》一致，都认为李密采用的无年号纪年。《资治通鉴考异》则云：“《河洛记》云：‘改大业十三年为永平元年。’今从《蒲山公传》及隋、唐书。”（50）《资治通鉴》舍弃了《河洛记》的记载而采用《旧唐书》、《隋书》等记载，是相当正确的。（51）
李密在大业十三年二月“即位，称元年”，其背后的政治传统和思想意义颇为深刻，大有决发之必要。简而论之，李密称魏公，号元年，乃是上承北周历数，而将隋朝认定为伪。李密称元年的政治思想意涵，反过来也佐证了李密确实采用过无年号纪年，而非使用“永平”年号。
李密即位，称元年时雄心勃发，存灭隋之志，甚至作书移郡县列隋杨十大罪状，痛斥隋杨窃取北周政权，“隋氏往因周末，预奉缀衣，狐媚而图圣宝，胠箧以取神器。及缵承负扆，狼虎其心，始曀明两之晖，终干少阳之位”，并论述自己乃是天命所归，正朔所在：
魏公属当期运，伏兹亿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栉风沐雨，岂辞劳倦。遂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百万成旅，四七为名，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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