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我国和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亚洲国家交往密切。其中，文化交流占有重要地位。
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清代留寓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影响。朱舜水（1600-1682）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顺治十六年（1659）到达长崎，从此留居日本二十余年。这期间，他参加了《大日本史》的编纂工作。该书参照中国《史记》，采用纪传体。在朱舜水的影响下，通过《大日本史》的编纂，日本的水户学派逐渐形成。此外，朱舜水还通过讲学广泛传播包括服制、礼制、官制、学制、科举制等内容的中国文化。他的讲学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著名的日本学者，比如安东守约、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今井弘济等哲学家、教育家，就是在朱舜水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陈元赟（yūn）（1587-1671）精通经史，多才多艺，特别在武术和制陶上很有造诣。明末，他随商船到日，遂定居不归。寓居江户西久保国昌寺期间，他以少林派武术教授寺中僧人。当时，日本的一些武术家如福野七郎、三浦与治、矶贝次郎正在寺中居住，便也向他学武。后来，这三人把少林武功和日本武术结合起来，形成了日本的柔道，并分门立派，国昌寺也成为日本的柔道中心。陈元赟有一段时间曾为尾张藩主德川家主持“御庭烧”，他选用濑户土和中国的黄色釉料，在上面作书画后施以青白色透明水彩。用这种方法烧制出来的器具别有风格，被称为“元赟烧”，在日本陶瓷史上很有地位。
顺治十一年（1654），中国高僧隐元隆琦（1592-1673）率领弟子30余人前往日本，主持唐三寺，即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主持三寺的同时，隐元隆琦在日本营建了新庙黄檗（bò）山万福寺。这样，在日本佛教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禅宗派别--临济禅黄檗宗。该派以福建黄檗山万福寺为祖寺，仪式、法规和堂、塔配置都加以仿照。临济禅黄檗宗的兴起，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寺院的建筑风格，使其向中国明代的寺庙风格转化。
隐元隆琦还把具有黄檗山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带到日本，促进了该国书画的发展。之后，在多次赴日的画家伊孚九（1698-1774）等中国南宗山水画派的影响下，日本画界产生了写生画中的南苹派。
明末清初寓居日本的中国人，还有陈明德、王宁宇、戴笠等医学家。他们把治疗幼儿疾病以及治痘的医术传给了日本学子，对该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前期，在中国乾嘉学派和考据学的影响下，日本学术界出现了考证学派。清廷编辑的许多大型图书传到日本后，对其编书事业也产生了影响，收书多达三千部的日本《群书类丛》、《续群书类丛》，就是在《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响下编成的。
和朝鲜的文化交流 古代朝鲜没有文字，借用汉字。十五世纪中叶，朝鲜李朝国王世宗和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人参考中国音韵学书籍，并在中国学者黄瓒的帮助下，共同研制出拼音字母，即“谚文”。谚文出现后，汉文仍然作为正式文字在朝鲜流行，著名的《李朝实录》就是用汉文写成的。
在中国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朝鲜出现了“北学派”，代表人物有朴齐家、朴趾源、洪大容、李德懋等人。北学派推崇经世致用，主张学习中国。
朝鲜政府定期遣使来华，使团中有不少学者到北京后，常去琉璃厂买书，并借此机会和中国文人交往。嘉庆六年（1801），朝鲜学者柳德恭买书时结识了浙江学者陈鳣（zhān）。陈鳣精于版本目录学和语言文字学，二人在书店笔谈学术，讨论明代赵宦光《说文长笺》一书的得失以及顾炎武对该书批评的确当与否。中朝文人的交往，促进了朝鲜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刊行，其汉文诗在华广为流传。
朝鲜书法家李鳞祥来过中国，受到当时中国书法的影响，在隶篆方面大有进益。清朝学者叶志成、翁书崐等人也访问过朝鲜，带去了中国的书法艺术，使朝鲜书法界一扫因陋凝滞之风，变得欣欣向荣、异彩纷呈。
顺治二年（1645），清朝画家孟永光到达朝鲜，并留居四年。朝鲜画家李明郁向孟永光学习作画技巧，从而受到清初绘画风格的影响。清前期王时敏、吴历等人的画，在朝鲜也影响广泛。正是在中国画风格的浸染下，朝鲜产生了一批文人画家，代表人物有姜世晃、申纬等。
活字印刷术在中朝两国之间彼此流传，互相推进，更反映了中朝文化的息息相关。中国发明的泥、木活字首先传入朝鲜，朝鲜人民在此基础上创用铜活字，之后又开始用铅铸字。中国受其影响，也开始用铜活字印书。乾隆年间内府新制木活字，印出了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图书，此法后来又传入朝鲜。
和琉球的文化交流 琉球国王定期派遣陪臣子弟四人入北京国子监学习，由清廷供应衣食、文具等。康熙二十五年（1686），琉球国王尚贞派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维新、郑秉钧四人来京入国子监读书。清廷特设教习一人，并令博士一人督课。七年后，梁成楫等学成归国。自此，这一学习活动从未间断，直至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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