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大变迁，一是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经济；二是士族（即门阀贵族）门第衰落，宗族成为民间重要的组织形式；三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士绅阶层逐渐形成，并在民间和宗族中发挥重要影响。明清两代县级以下社会管理，主要靠士绅和宗族组织等非官僚的地方势力，通过族规、礼制、兴学、讲约等形式来进行。
中国古代的宗族至明清达到极盛。同姓聚族历时既长，规模自然见大，“试向沿村千里望，家家都是姓胡人”，甚至有一族所聚能达到方圆百里的，“千里犹一日之亲，百里犹一父之子”说的就是这种大族的情况。宗族通过共同的祖先（血缘）、祠堂（活动形式）和族田（利益），把同姓的百姓凝聚和团结在一起。其中的族田有学田（其收入用来供本族学子读书和应举）、祭田（提供宗族祭祀祖先和教化活动的开支）、义田（接济族中贫困）。宗族的主要掌控者是士绅。士绅的主体是落选的举子、生监（贡监生员）等明体达用的读书人。他们大多担任掌管家族事务的族长、族正，是在乡村中实施教化的主要领导人物，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宣传者、实践者和监督者。
（五）礼仪教化
人的道德行为只有形成了习惯，才会使这一行为从自觉到自然，然后成为自然而然。因此，通过各种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婚丧祭奠礼仪来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和行为习惯，就显得十分重要。礼制就是礼的制度化，是指规范人们生产生活和为人处世的各种准则。礼制于内是修己之道，于外是治人之政。礼制既是法也是德，是国家法权与道德要求的统一，是德刑相辅统治思想的具体体现。自明初，官方即规定每年定时于民间举行乡饮酒礼。作为民间礼仪，酒礼由府州县长吏为主，以乡间致仕（退休）官绅和年高有德行者为宾。整个仪式隆重而复杂，使百姓在聚宴之时习礼仪，学圣贤，申明朝廷法纪，敦叙长幼之节。同时，对民间的婚丧嫁娶和传统节日制定了十分具体的礼仪。通过这些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种种礼仪，让百姓接受教化，逐渐养成道德习惯。
在乡村，对百姓的教化，往往是通过宗族教育进行的。宗族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知书，就是识字；二是达礼，就是懂得忠孝伦常；三是考试科举。江苏华亭《顾氏族谱》的《义庄规条》中说：子弟入塾就学“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培植根本，实行为重，非欲其专攻举业，求取功名”。福建连城《邹氏族谱》的《家训》中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学之一道，尽可忽乎哉？吾家人醇俗朴，半读半耕，一脉书香，绳绳相继者，其来久矣。”道光年间《义门陈氏宗谱》的家规中说：“荣耀祖宗，显扬父母，全在读书。若家有读书之人，则礼有人讲究，纲纪有人抉择，忠孝节义从此而生，公卿将相由此而出，读书二字关系如此。田地钱财有来有去，书中受用无穷无尽。”
三、作用和效果
忠孝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如何将高深的圣人之言逐渐转化为百姓自然行为的过程。这一核心价值观几百年一贯地讲下来，慢慢就有了效果。即便是片面强调忠君这样的专制色彩很浓的东西，也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经过两百多年的教化，到明末，忠孝观念逐渐家弦户诵，深入人心。比如明末夏完淳在父亲抗清失败自杀后也被捕临死，他在《狱中上母书》中说，“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表现了忠贞报国、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据史载，在明清战争中，为明朝尽忠罹难死节者不计其数，仅上面所说的乾隆四十一年受表彰和追赠者就有三千七百多人。明亡后，还有不少老百姓为明朝殉道自杀。明末大儒刘宗周绝食而死。顾炎武的后母王氏也绝食而死。更多的人则成为藏身于残山剩水之间、苦饮国破家亡痛楚的“遗民”。清初的陈二止由于蓄发而被地方官捕获并责令剃发，于是命家人抬棺于衙门，说“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穷谷中，以全吾发，为圣世之夷、齐”（伯夷、叔齐于商亡后逃于首阳山，不食周粟，至饿而死），剃发“是不能矣，唯有一死”。王夫之死前，仍自题墓碣“明遗臣王某之墓”，以志对明朝的忠心。
在清代，吴三桂叛乱也是个典型例子。按照儒家的忠孝观，吴三桂在汉人眼里臭名昭著、罪大恶极。他先叛明又叛清，杀死明军数十万之众，还勒死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的汉人看来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在明朝灭亡三十年后，一旦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子，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跟着他走，一时间，“东南西北，在在鼎沸”。三藩之乱不及三年，即波连十余省并占领长江以南大部地区，这是为清廷所十分震惊和万万没有想到的。吴三桂有着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其根本原因除了当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外，更重要的是，经过明朝两百多年的“忠孝”教化，在汉人眼里满族是蛮夷而非中华，只有明朝才是正统。“夷夏之大防”，使不少汉族士大夫始终不肯承认清朝的统治。“自（明）太祖攘除胡虏，恢复中原，夷夏之防，普天同喻”，对故国怀有眷眷之情的遗民，更是无法忘却“皇祖”朱元璋在开国时发出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胡人焉得而治理之”的讨元檄文。由于民族偏见形成的“唯有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治”的华夷之辨，被视为天经地义。三藩反清的残酷事实使清朝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人心向背关系其统治根本，清朝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向天下说明自己是华不是夷，明亡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康熙帝正是从这场生死争斗中深受触动，他说吴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故此，康熙十七年正月，也即清王朝刚刚摆脱三藩之乱的危局之时，康熙帝即迅速下令开“博学鸿词科”，以拢络汉族知识分子。
表现在百姓身上，孔孟和忠孝观念影响的余绪至今还在。比如，现在我们还能听到有些地方的老百姓说：“我和你有多大仇啊？把你家孩子抱井里啦？”这话就出自孟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语。又如说“你这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就正好反过来说明，在老百姓心中，忠孝就是核心价值观，其中的仁义，是从人性上对忠孝的进一步说明。再如说“伤天害理”一词，这其中的“天理”，也是宋代儒家在其高深的理论著作中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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