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由于财政拮据，库款支绌，亏短甚巨，清廷号召各省督抚设法筹款，共济时艰，动员各省盐商“量力报效”。长芦盐运使剀切晓谕，而各盐商则强调其困难情形说：“长芦引岸地瘠民贫，商力本非充裕，近年以来豫岸曾遭河患，直岸屡被水灾，引盐滞销，商情益累兼以郑工、直隶、浙江、奉天、山东、安徽各省灾赈迭捐巨款，竭蹶输将，实已不遗余力。惟当此世事多艰，部款异常支绌，各商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曷敢稍事推诿，通纲共同集议，勉力报效银十万两。请由司库垫解，俟集有成数，呈缴归垫。”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芦商所说属实，所捐10万两，“实属勉力急公”[11]，请求按照现行海防事例，核给奖叙，钤用司印，填给实收，分起造册，咨部给照。以符部章而示鼓励。
1893年，清朝君臣开始准备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岁诞辰。为了讨好慈禧太后，为了筹集经费，他们向各省盐商发出明确的报效信号。“户部咨开：办理万寿庆典，王大臣等会奏：明岁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六旬万寿，率土胪欢。查乾隆年间各省盐商皆有捐输款项，由督抚奏明请旨，准其报效。此次各商如有照案陈请者，应由各督抚奏明请旨遵办等因。奉旨：依议。”[12]11月25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到咨文后，转交长芦盐运使李邦顿执行。旋据该盐运使禀报：纲总商人杨俊元、王守善等联名禀请，公捐白银10万两。李鸿章遂奏报说：“芦纲引目多滞，商务久疲，叠蒙圣恩，优加调剂，停引既宽其期限，积欠更缓夫催科。绵力稍纾，众商同感。所捐银两，委系出于至诚。”11月29日，光绪皇帝朱批：“准其报效，听候部拨。”
通过以上九个事例，我们知道，芦商的捐献活动只有在下述三种特殊情况下叫做“报效”：（一）皇帝准备（或皇太后）庆祝六十岁诞辰时；（二）国家准备庆祝国际国内战役获得大捷时；（三）国家财政遇到极端困难，清廷发出报效号召时。因此，盐商“报效”的对象要么是皇帝，要么是实际当权的皇太后，要么是响应国家号召。有清一代，芦商报效事例并不常见，屈指可数。
二、芦商捐输事例
首先是，按照已经形成的惯例，凡是被参革的盐商留下的亏空通常由通纲商人来弥补。这类弥补具有强制性，但在名义上也叫捐输。各商参课弥补，每届五年清查一次。例如，道光三年至道光七年（1823-1827）为一届。届期清查后，长芦运司伍长华报告，上届“未完无著银一十七万四千四百二十一两六钱二厘，又有续参各商无著帑课银三百四十三万七百七十二两四分三厘，共计三百六十万五千一百九十三两六钱四分五厘。内于道光八年筹补课帑案内，除归入新旧欠以加价弥补缓征共银二百二十二万六千三百三两一钱一分五厘外，实应拨补银一百三十七万八千八百九十两五钱二分，倶应按年拨补之款。”在此五年期内实际收入参课银仅为368596.001两。“其原参、续参未补银一百二十四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两四钱二分三厘应于下届商捐参课银内按年拨补。”[13]
1747年，乾隆皇帝东巡，准备到曲阜拜谒孔庙，顺道驾幸天津，计划驻跸望海寺。地方官为此决定整修天津迤西之水西庄沿河古迹，大约银需5万两。动员芦商合力捐银5万两，以尽蚁忱。长芦盐政伊拉齐据情奏报说：“该商等情词恳切”，“听其出资乐输，以顺舆情。”[14]
1759年，长芦盐商牛兆泰被人控告，曾经送给张曾效程仪银100两。这件事情被人告发，牛兆泰被革去员外郎职衔，杖九十。兆泰不便按照常例纳赎，遂以捐银5万两，交纳藩库，以备直隶城工之用。直隶总督方观成认为，牛兆泰所获之罪，按照常例，可以捐银赎罪。为此奏请乾隆皇帝批准。乾隆皇帝朱批：“知道了”。表示允准[15]。于此可见，盐商可以通过捐银赎罪。不过，这种罪应在可赎之列方可。
1785年，湖北、江南以及山东等地漕运出现困难。芦商呈请捐银30万两，各商按引均摊，十年缴足。每只船计划用银300两，备造剥船1000只，以为运输漕粮之用，得到朝廷批准。由于建造船只，需要大量木材，直隶省不能应手，经奏请，由湖北、江西两省督抚，遴选人员，各自动用库款15万两，分别建造500只。到1787年，湖北、江西造成剥船1200只，共花费白银280250两，节约19743两。乾隆皇帝谕令长芦盐政恤商，“毋庸照原捐之数交纳”[16]。
1792年，直隶干旱，粮食歉收，饥民进入天津讨饭。长芦盐商和天津绅士共同捐输银米，设立粥厂，连续施赈8个月之久，贫民赖以糊口。1794年，遭遇水灾地方较多，乾隆帝截漕、发帑、赈贷兼施。为了安置流民，煮粥设赈。长芦盐政倡率捐银4000两，运司嵇承志亦捐银2000两，通纲商人闻风慕义，联名递呈，捐银20000两。合计26000两，发交天津道[17]，会同地方官办理粥厂，也得到皇帝允准。
1806年，黄河在安徽宿县和睢宁等地决口，黄河大溜改由六塘河从开山入海，从而避开了洪泽湖。芦东商人江公源、义和泰、刘庆玉、安永和等代表芦东商人递禀，以江淮借此河防巩固，行见百货流通，商民安居乐业为由，请求捐银，赞助工程。“长芦商人情愿捐银二十六万两，山东商人情愿捐银十四万两，共捐银四十万两。”为此，长芦盐政据情奏报，略谓：长芦、山东盐商受恩深重，报效情殷，出之至诚，应当批准。“惟是商等资本营运在外，一时不能凑集，吁请先于关库、运库存项内垫解，商等循照成案，自丁卯年奏销后起限，分作五年归款。”[18]嘉庆皇帝当即批准，谕令说：“该商等闻江南兴举要工，情殷报效，各行呈请捐输银两，倶属急公。但长芦商人营运资本素不充裕，且山东与江南系属邻近，长芦行销各口岸倶距江境稍远，所有山东商人呈请报效之十四万两，著加恩赏收。其长芦商人报效之二十六万两，著赏收六万两，免交二十万两，以示体恤，仍交部分别议叙。所有长芦、山东捐输之款，均照该盐政所请，于官项先为垫拨，解赴南河工次，再行分限归款。”[19]
1811年，在江南境内河决多处，为了整治水利，防止水灾频繁发生，清廷决定在王营修筑减垻，并在李家楼兴举大工。为此，芦商需要拿出银两来支持。“今芦商愿捐银二十四万两，东商愿捐银一十六万两，共银四十万两，稍佐工需。惟商等资本皆营运在外，一时不能凑集，恳请照例在于运库本年征收正课项下，先行垫解。自嘉庆十八年奏销后起限，分作五年归款。”[20]为此，长芦盐政祥绍据情奏报，请求批准。
1813年，豫东发生农民起义，旋即被清军镇压。这件事情也成为芦商捐输的理由。据长芦盐政广惠奏报：远在江苏老家居住的芦商，已革刑部郎中查世俨、已革四品卿衔刑部郎中查有圻呈称：商等营运盐引，渥荷皇仁，有感于国家赈济灾民，堵截睢工，在在需用银两。尽管上一年随同通纲商人一道捐输，尚不足以尽悃忱，“今情愿各捐银三万两，共银六万两，以备善后工赈之需。”[21]这两人的捐输，显然是为了重新拥有已被革除的顶戴，不言自明。
1815年，直隶地区秋季大丰收，粮价较低，为了备荒，经直隶总督奏请，直省各州县动员官员、绅士采购谷石，扩建义仓，以备荒歉，而裕民食。芦商表示响应，谓谊切桑梓，情殷报效，公捐义谷5000石，捐资在天津添建仓厫40间，以备存储。长芦盐政认为，芦商此举属于急公好义，奏请批准[22]。
1842年1月，署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在天津海口办理海防，急需经费，虽向社会各界劝捐。在盐政等官员带头捐输和倡导下，社会各界踊跃捐输。据署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奏报：“盐政倡捐银四千两，运司三千两，天津道三千两，各盐商共捐五万两，海船户共捐五万两……惟盐商愿捐之五万两一时无力凑交，恳请于运库息内垫借，分限三年扣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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