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刘长佑任直隶总督，带领军队镇压鲁西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由于库款支绌，军务紧急，紧急致函长芦盐政，请求倡办捐输。芦商黄昭融等125名表示响应，共计捐银28788.89两，以济燃眉之急。长芦盐运司恒庆认为，该商等踊跃输将与效力戎行无异，请求盐政奏明，给予奖叙，以昭激劝。经查明，“核与该商等造册捐银数并所请官阶、职衔、封典及贡监生，应交银两，均属相符。”[24]长芦盐政认为，时值地方多事，库款空虚，全赖商民尽力捐输。芦商急公好义，应照例分别给予奖叙。为此，按照惯例，填写了各个盐商的花名、三代年貌、籍贯、履历并所捐银数及所请奖叙清册，咨吏、户、兵三部及国子监查核。这一奏折，随后得到皇帝批准。
一般来说，盐商捐输是情愿的，但非自发的，都要经过官方提倡。1853年，太平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独流镇。是时，全国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为了尽快平息动乱，清廷需要动员大批军队，需要筹集大量军费，在富商和绅士中提倡捐输成为筹集军费的方法之一。下面是一份要求长芦盐政劝捐的奏片，“再，节据该盐政等请借拨军饷折内声称：一俟军务告竣，即可劝捐归补。查天津绅商、富户、有力者居多，地方官若能认真劝谕，无难踊跃输将。拟请皇上明降谕旨，敕令盐政文谦、天津道张起鹍、并在籍绅士梁宝常公同实力劝谕，无论绅民商贾，有愿捐官职者，立即奏请优奖；若不愿捐官职，发给印票暂借，俟军务告竣，由关道库如数给还。仍酌予奖励。并剀切晓谕，备兵饷即以卫身家。该处素称好义急公，自无不了于从事，于军需不无裨益。”[25]这一片奏，立即得到咸丰皇帝批准，“著文谦等认真妥办。”长芦盐政文谦等接到劝捐谕旨后，立即在天津设立劝捐局，派委妥员，专司其事。于当年9月17日（八月十五）完成初次劝捐银钱之后，继续进行劝捐，但是并不顺利。“数月以来，奴才等督同委员，多方开导。据绅民先后到局书簿其呈，截止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共据报捐银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四两，京钱九万二千五百九十四千四百四十文。银逆贼现踞独流，商贾不通，银钱均形支绌。各该绅民捐项有全行上兑者，即有尚未交足者，而大兵云集，需饷浩繁。该生等情殷报效，诚悃可嘉。除捐生高符静、穆文杰、张荣宽、杨谕、杨汝芳五名共报捐银一万两，京钱三万五千三十二千文，现在交银二千五百两，京钱一万五千串，饬催赶紧交足，归入续捐案内，再行请奖外，其已经交足之绅民刘恩锡等共银一千一百四十四两，京钱五万七千五百六十二千四百四十文，或请给封典、官阶，或报捐职衔，核对所捐银钱数目，与筹饷事例，并现行事例、新定章程均属相符。”[26]
芦商报效也有未经准许的事例。例如，1819年，黄河在兰阳和武陟决口，冬季兴工堵口。于即将合龙之时，芦商以不能效力河干，而合龙有利于新盐运销为由，请求捐银20万两，东商请求捐银10万两，长芦盐政为此奏请批准[27]。嘉庆皇帝认为，武陟大工，即将合龙。“节次拨解银两，尽足敷用，无须再行捐助。且芦、东各商素称疲乏，所有芦商请捐银二十万两，东商请捐银十万两，倶不赏收。”[28]
盐商捐输银两不能是空头支票，到约定时间必须兑现。否则，将被相关机关查处。1820年，吏部奏请追查未到位的捐输银两，指出：“各商陆续捐输等项，节经奉旨交部议叙各案，除两淮商人于九年捐输衡工合龙需费，及十五年捐输制造江广拨船经费两案，均经该盐政奏明不敢仰邀议叙外，其两淮商人自五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共有捐输十五案；粤东洋盐各商自五年起至十四年止共有捐输九案；两浙商人自四年起至十六年止共有捐输十二案；长芦商人自十一年起至十六年止共有捐输四案，倶早经限满，节次行催，皆未造册送部。”为此，嘉庆皇帝谕令各省总督和盐政说：“各商人历次捐输银两，有已经完纳者，有屡议展缓至今尚未起限者，著该总督、盐政、监督等查明前项捐输银两，如已经全数完缴者，即将该商等衔名确实查明，造册咨部，议叙。其未经完缴者，一面饬令该商等按限完解，一面将历届请展，尚未归还垫款缘由咨明吏部，以备查核。将此各谕令知之。”[29]
长芦盐运使陈文骏接到谕令，立即查明，详称：芦商自嘉庆十一年起自至十六年止共有捐输四案，通计捐银五十七万两，已全完三案，银三十三万两。除十一年捐输南河工需银六万两一案续经前盐政李如枚查明，不敢仰邀议叙外，所有已完二案，现饬查造各商衔名清册，另行详送咨部。其嘉庆十六年捐输南河工需银二十四万两，原限于十八年奏销后起限，分作五年完交。嗣于二十年十二月内经前盐政广惠奏明，推展一年，自十九年奏销起限，扣至二十四年限满。已据各商完缴银一十九万五百六十两六钱八分八厘，尚未完缴银四万四百三十九两三钱一分二厘。长芦盐政常显遂据此奏明。于此可见，捐输银两必须按照批准时间起限，限满必须交清。
道光末年，有人对盐商捐输的方式提出质疑。吏科给事中曹楙坚认为，两淮盐商捐输大多是指拨垫款，不是现银兑现，奖励议叙，与现行捐输条例并不符合。无论是两淮，还是其他省区的盐商，情形大概相同，均以报效之名，为网利之举，殊属不成事体。近年盐引滞销，各商以捐输得官，以盐引为沽名之计。应请旨饬下各省督抚和管理盐政遵照旧章，此后凡是遇到盐商捐输，非现银缴库者，概不许按捐输之例奏请奖叙。其遵例捐输者，查无盐引欠课等情者，方可给咨赴部奖叙，“以昭核实而杜趋避。”[30]
总之，盐商的捐献活动很多，凡是遇到自然灾害袭击，流民需要救助时；凡是河水溃决，需要兴办大工堵截大溜时；凡是皇帝出外巡幸，路经地方，需要修葺行宫及其附近景观时；凡是战争发生，需要筹集军饷时；芦商都要拿出银两来支持。有时，芦商为了洗雪自己的罪名，也可以通过捐输来进行。这些针对普通人的捐献活动，属于“寻常赈捐善举”，时人一般称其为“捐输”。
盐商的捐输活动，在奏报中尽管名义上都是“情词恳切”、“情愿捐助”，但是，实际上并非全是志愿，大多数是在官员的提倡下进行的。尤其是在国家财政出现支绌时期，动员盐商捐输成为救急的重要措施之一。上述事例还告诉我们，盐商的捐输一旦被批准，就必须执行，不能是空头支票。即使规定可以分期缴还，限满则必须交清。
就盐商来说，“捐输”与“报效”尽管都是巨额捐献银两活动，但由于捐献的对象有所不同（一是普罗大众，一是至高至尊的皇帝），在官方文书中的名称自然有所不同。就词义来说，“捐输”的外延稍宽一些，有时可以包含“报效”事例，而“报效”一词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是由“报效”的对象确定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不仅如此，“捐输”与“报效”在得到的回报方面也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捐输”得到的通常是虚衔，“报效”得到则是“实职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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