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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华军火销售的成功还与该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有直接关系。1885年7月，中英就《烟台条约》问题签订了一个补充条约，其中将鸦片进口税做了略微有利中国的调整。为了获得其他缔约国的认可，清政府与各国展开交涉。德国方面要利用这一契机追求最大利益，并未立即承认，而是令驻华公使巴兰德同总理衙门谈判。最终，德国承认了这一协定，而作为交换，庆郡王奕劻向巴兰德保证“在买进或订购大炮、步枪、军舰时，……中国政府将给予德国工业以特殊的，并且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照顾”。这一承诺为德国军火业务在华开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当然，德国人也知道这种压迫方式的局限性，为了能够牢牢控制这个市场，必须让购买者充分了解德国军火，认识其产品的优良性能。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组建海军衙门。驻英、法、俄大使曾纪泽，出身名门（曾国藩之子），又有着出色的外交经历，成为海军衙门领导的重要人选。这让德国看到了潜在的商机。于是，在曾纪泽离开欧洲之前，德方邀请他去德国参观“海军船只和德国船坞”及克虏伯等厂，给予极高的礼遇。曾纪泽十分满意，后来他写信给克虏伯厂说：我热烈地希望，贵厂同我们海军衙门的关系愈来愈得到良好的结果、愈来愈亲密。（[德]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
    为了巩固市场，德方在清廷内部积极建立人脉。义和团运动前，德国政府与清朝历任驻德公使关系融洽，保持了军火销售渠道的畅通。此后，荫昌的地位日趋重要。荫昌是满洲正白旗人，曾在奥地利学习，入陆军做实习生，与时为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队。他屡次出使德国，1906年任陆军部右侍郎及出使德国大臣，后来又任陆军部尚书以及军咨府大臣等职。荫昌还娶了一个德国女子为妻。这种良好关系的建立以及荫昌身份地位的提升，为德国军火销售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然，德国在清政府心目中确立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其军火销售。在占领胶州湾以前，德国并没有大规模武力侵略中国，它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取得了一些条约特权。中法战争期间，虽然法国施行军事封锁，但德国仍然继续向清政府出售军火。甲午战后，德国还与俄、法一起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就给清政府造成一种假象，以为德国是对大清王朝“最友善的西方国家”《论中法两国外助无人》，《申报》1884年4月15日。当时很多华人对德国抱有希望，这为其销售军火提供了便利。
    总之，德国军火在华销售的成功是多方努力的结果。大量德国军火的输入加强了清政府与德国的联系，对清朝的军事教育与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对晚清军事近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