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于8月14日收到这份备忘录，10天后予以答复。略谓：中英两国就鸦片贸易问题要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确是很困难的，这点没有人比尊敬的全权公使更清楚。鄙人要强调的是，关于鸦片的禁令只是针对中国人的，我们并没有强加于其他国家。我们自己和全权公使一样处于同样的境地，阁下提到有权利控制英国的问题，但却没有权利干涉其他国家。现在所有关税都已经调整好了，所有非法收益都已经被废除，广州已经开放为自由贸易区，其他四个港口将要开放。如果所有国家的商人都只带入合法的商品进行竞争，并且在公平公正的价格下，毫无疑问，他们将获得丰厚的利润。然而他们为什么坚持销售这些非法的鸦片呢？我们将制订严格的条例，惩罚这些吸食者。如果我们的臣民遵守禁令，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可以期望减轻由鸦片造成的危害。我们发现在所有贩运鸦片的国家中，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提供的最多。而这些地方都是印度的州府，都是在贵国的管辖之下。并且全权公使已经声明禁止鸦片销售。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地区参与鸦片的商人仍然是我行我素。其他国家的国民既然他们愿意按照新的规则进行贸易，以同样的方式按照法律阻止鸦片贸易。所以，我们希望公使首先阻止英国商人以控制鸦片交易，从而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谈到你说的对鸦片征以适当的税收，我们对此无权利。关于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即使我们可以达成一致，并且有能力做到。而如果不将这个问题奏报皇帝陛下，得知他的旨令，我们是不敢对此事采取进一步的做法的[10]。
璞鼎查在香港接到耆英的来信后，于1843年10月30日再次致信耆英。他首先声明，他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满足中国的愿望。并且辩解说，现在大部分运抵中国的鸦片都是来自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考虑到他们起初的和最后的名字也是真实的，这些地区自从鸦片开始运往中国时就已经是港口了。然而，许多印度的很多邦国并没有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更别说有任何权利干涉他们的内政安排了。再说，数以千计的农民是靠种植罂粟来维持生计的，这些勤劳的人民难以放弃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他说他可以发布公告禁止英国商人在五个通商口岸销售鸦片，但是非常怀疑其效果。因为，制止鸦片走私贸易引起的市场混乱，不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商人手中，而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哪里有市场需求，以买卖物品来赢利的商人不用提醒，就会聚集在那里。璞鼎查的言外之意是，除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外，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制止鸦片走私贸易[11]。
再次接到璞鼎查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备忘录之后，耆英终于决定奏报清廷，请求皇帝裁决。他在奏折中简单回顾了与璞鼎查就鸦片贸易的历次谈论情况，明确指出璞鼎查备忘录的用意所在：“惟鸦片烟一项，上年夷酋璞鼎查在江南时，奴才即与要约严禁。该夷答称：买之者既多。贩之者即众，严禁恐难。迨伊里布抵粤后，该酋又谆谆向告，查本年五月奴才前赴香港，该酋复以为言，均经正言拒绝。嗣又据呈递说帖，内称：鸦片烟既奉天朝严禁，该夷寄寓中华，不敢违约，已晓喻该国商人，不许贩烟。但该酋止能禁止英吉利商人，不能禁止别国。倘别国船内带烟发卖，内地又有接买之人，该国商人必定效尤，该酋亦难约束。正经货物必致走私，且恐启拒捕滋事之端，不若抽收平允之税，转可永久相安，等情。”[12]然后他表达了他的倾向性观点，“奴才窃维凡事皆当先清其源，独禁烟则应先截其流。而利之所在，虽白刃当前，奸民亦必趋而不顾。若持之过急，则人数众多，设竟铤而走险，办理益形棘手。倘徒务禁烟之名，而任其阳奉阴违，不独贻笑外夷，即内地奸民亦将狎而生玩。当此夷务初定之时，弛张均无把握，操纵实出两难。奴才反复筹思，迄无善策。所有现在目击耳闻情形，不敢缄默不言。”[13]显然，耆英意在试探道光皇帝的思想动向。
12月1日，道光皇帝对于耆英的奏折作出了正式批示：“该大臣以夷务甫定，操纵两难，密片具奏，所见真切。朕反复深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违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官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14]道光皇帝明白耆英的意图，但不愿立即改变严禁鸦片的政策，而又缺乏足够的力量，只好对鸦片采取“截流政策”，即在国内继续禁止鸦片贩运与吸食，而听任外国鸦片走私。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璞鼎查对于中方谈判代表的每一次劝说活动，不仅授权于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而且事后都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汇报给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Aberdeen, George Hamilton,4th Earl of （1784-1860），可见这种外交活动是英国政府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二 第二任驻华公使（德庇时）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劝诱活动（1844-1848）
1844年，璞鼎查离任，德庇时（Davis, Sir John Francis,1795-1890）被任命为英国第二任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在任四年，如同他的前任璞鼎查一样，就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他也曾多次对耆英进行劝诱活动。
6月份，德庇时一上任，便向阿伯丁表示他将不遗余力地展开外交活动，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促使中国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他说：“无论中国官方的真实观点是什么，就目前的政策来看，很少关注鸦片贸易。我和璞鼎查先生希望，这件事是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前期准备。中国政府正处在紧急关头，大量赔款或许会使朝廷听取任何可以增加收入的意见。不仅直接通过税收，而且间接的减弱他已建立起来的鸦片贸易禁令。阁下可能会希望我通过耆英先生不遗余力的敦促朝廷，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现在要想建立永久的安全的外贸体系，应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去克服主权偏见，表露当权者实际的做法，朝着一个要不了多久就会实现的目标而努力。”[15]
在与耆英第一次会晤时，德庇时便递交给耆英一份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私人信件，罗列种种理由，极力说明严禁鸦片的诸多坏处，反复强调弛禁鸦片的好处。他说，人的秉性是喜欢寻求那些难以获得的东西。如果一件物品自然界很多，人们会不屑一顾。物品的禁令造成了虚假的困难，于是便有了非自然的价值。自从鸦片被禁止以后，它便贪婪地以极高的价格被购买。在英国任何人消费鸦片都是合法的，人们普遍不喜欢，除了药用很少有人使用。取消鸦片禁令，将会使鸦片消费量变少，这是因为剥去了它虚假的价值。不仅如此，通过征税朝廷还可以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此外，鸦片走私是以白银进行秘密交易的，贸易合法化可以预防白银外流。如果鸦片继续被禁止，它的消费量会进一步增加。随之而来的灾难麻烦将会进一步增加，海盗和谋杀会泛滥。在这样的体系下，其他货物也会像鸦片一样走私。最后，他特别强调说：“总之，如果皇帝能够优雅的回到乾隆年间的政策，鸦片的使用将会大大减少，同时政府会有大量的收入，官方同走私者之间的冲突也会消失，白银不再是唯一的交换鸦片的手段，将不再有大量白银流失。中英两国之间不愉快的战争将永远不存在。”[16]
耆英接到这一信件后，复信指出，鸦片问题由来已久，鸦片流毒已经相当严重。解除鸦片禁令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经常与贵国公使在一起商谈这件事情。令其担心的是，即使解除了鸦片禁令，走私贩运会依然如故，朝廷仍然得不到足够的税收。假若有什么措施使鸦片税收得到可靠保障，他愿意将公使的官方信函呈送给皇帝陛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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