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德庇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公函，对于英方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说：“我非常荣幸地收到阁下关于鸦片的私人信函，现以公函予以回复如下：
鸦片贸易应该通过税收使之合法化，中英双方的获益不会少于签订《和平友好协约》（即《南京条约》--笔者注）的结果。事实上它的重要性会是一样的，它会避免未来任何麻烦和不一致。一方面禁止鸦片，同时这么多的政府官员默许它进口，这样一种状态导致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关注这一事情。所有罪恶的责任应归罪于官方保持这样一种体制，英国正准备在她权力范围内改变它。
阁下担心在任何情况下鸦片走私都会继续，但是如果鸦片贸易象其他货物一样合法化，英国政府将会采取有效的方法去调控它，阻止它走私。走私就像一场战争，不承认任何规则。合法的交易是一种和平的相互理解的状态，在这期间双方会合作并增进理解。
如果该贸易被公开承认，每只船上会携带一份声名或文件显示所有船上的鸦片总量，及它将抵达的港口。港口的领事可以对之进行严格的检查，正如其他货物一样，保证货物付足税额。如果船长或船上的代销人有违规行为，这些违反合法贸易规则的人将会受到惩处。
以这种方式鸦片税收应该像其他商品一样正常收取。每箱税银以50元计算，30000箱鸦片会有1500000元的收入。这是一个巨大的收入，但同那些规则合法、受人尊敬的贸易税收相比，这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而走私会引起海盗行为和谋杀，像以前一样，必定会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会引发罪恶的结果。
考虑到该贸易的非正常的重要性，我毫不犹豫的告诉阁下，我已说服我的政府批准关于法律化规范化鸦片贸易的特殊的条约，以保证获取合法的税收。如果我们能协调完成此事，两国之间将会有持续的利益。我将会在我的权利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中国政府实现他的税收，正如其他合法的商品一样。
只要目前这样的体系继续存在，不但不会有税收，中国政府的尊严也将被走私和海盗行为毁坏。再一次强调，英国政府不可能以任何一种方式干预此事，对这种混沌状态的罪恶她无以回答。
我确信，在合法贸易的规范下，五个口岸的英国领事，可能以一个与其他货物一样的方式收集到鸦片的税收。合法的税额，不应比目前付给官员的贿赂高，应该使国家富裕而不是使个别官员贪污。如果可以以合适的税额获取鸦片，人们就不会冒险走私和贿赂官员了。
我想我提出的这一方针，值得阁下充分考虑，它将会对两国都有利，尤其是有利于中国。除了税收之外，茶叶和其他在海关出口的货物将用以交换鸦片，银锭就不会再从中国流失了[18]。
耆英接到德庇时7月13日公函之后，于8月19日复信说明他对鸦片问题的基本看法。略谓：两次收到公使关于解除鸦片禁令问题的来信。作为钦差大臣，他非常清楚鸦片走私贸易带来的严重后果。鸦片是一种毒品，朝廷颁布禁令是为了拯救烟瘾患者的生命，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应当接受法律的惩罚。先前的朝廷大臣林则徐，无法使中国人断掉吸食鸦片烟的念头，试图阻止外国人运输鸦片，但处理得很糟糕，并引发了战争。尽管鸦片走私贸易难以禁止，现在奏请皇帝解除鸦片禁令，时机尚不成熟。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确对于朝廷的财政收入很有好处，但是，朝廷不能允许毒品危害中国人的身体健康。他就此已经与前任公使璞鼎查讨论了很多次，没有找到可行的满意的办法。目前，朝廷能做的惟一的事情，那就是控制自己的臣民贩运、吸食鸦片。无论哪一位中国人违反了鸦片禁令，他们将接受法律的惩罚，英国官员不得过问。英国商人贩卖鸦片，英国官方应依据英国的法律处罚他们，中国官员也无须过问。将来中国的烟民减少，英国商人的供应自然会削减[19]。
德庇时接到耆英的信件后，于8月23日向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做了如下汇报：钦差大臣耆英由于对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后果表示忧虑，没有勇气向皇帝奏报。尽管如此，耆英的来信表明，鸦片走私贸易是被中国代表默许的[20]。
德庇时尽管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表示无奈，他仍然不放弃任何机会。在他看来，只有不断重复其观点，才能最终使中国官方改变其立场。1845年4月26日，德庇时再次致信耆英，谈到了各国鸦片走私船，然后说：“我必须告诉阁下，我不可能阻止鸦片船只和其他走私者的存在，除非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阻止他们。依据条约，我们倾向于没收鸦片。但是如果阁下能采取合适的办法，我将给予协助。如果京师的大臣被告知在广州鸦片被公开买卖，我相信这会促使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除了鸦片，阻止其他非法贸易将会很容易。”[21]
耆英于5月3日复信指出：“如果没有最严厉的稽查，那就会是你所说的情况，整个广州的贸易必定全部成为鸦片，国家税收也必定受到严重影响。”[22]而对于德庇时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则不置可否。
1846年2月25日，德庇时在香港再一次主动致信耆英，重复先前的观点说：“我多次向阁下强调过在官员的默许下的鸦片违法贸易，是数不清的罪恶的渊源。如果该贸易合法化，所有的外国货船将汇集在五个通商口岸，在领事的控制下，他们将付出吨位费，中国征收的鸦片税银大约可以达到2000000元。目前这一收益落到了贪官污吏手中，货船在海岸附近徘徊，走私者在岸边构建聚集地。这是被公开默许的，我不能干预。但是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我可以确保对所有货船的正当控制。所有的商品可以用来交换鸦片，银锭就不会再流失到国外，相互友善的理解会永远保持下去。”[23]
耆英3月1日的复信十分简略，避而不谈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对此，德庇时很伤脑筋。当月17日，他向阿伯丁汇报说：“耆英的回答完全在避免走私这个问题。从上几次对耆英的观察中，谈到鸦片问题，他从来不敢将这件事提交皇帝注意，至少目前是这样。他觉得参与这样一个不能决定的讨论很丢脸。然而，目前在中国新年以来他得到了中国皇帝的信任，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了。在不久将来一段时间，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文件将会递交给北京。”[24]
即使这样，德庇时也没有放弃他的图谋。1847年4月29日，他以较强硬的语气再次致信耆英，要求他向皇帝转达其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否则的话，将通过其他外交途径向北京提出正式照会。他这样说：“我以前提醒过阁下注意，在南澳和库星门两个地方的走私处的罪恶问题，同时指出海岸线附近的海盗源于鸦片的全面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海盗日渐猖獗，只有银锭用来交换鸦片。如果想制止海盗行为，同时制止银锭的出口，那么，就对鸦片征税。所有目前参与鸦片走私的船只将在这五个口岸，领事将会对此负责。使用中国商品交换鸦片，银锭就不会大量出口。这个问题如此简单，连孩子都可以理解。我希望就此事致信阁下，以使我的建议能够呈递给贵国的皇帝。如果你能告知我以哪种形式，只要合适，并遵从协约的条款，我将采纳。我希望表达我对处置走私和海盗行为的愿望。如果阁下不希望直接告知贵国皇帝，那么，我将期待我国政府指示我直接同北京的大臣沟通。”[25]
耆英的5月5日复信也一改既往的软弱语气，他说：“阁下谈到鸦片问题的观点，表明你非常了解这一罪恶的渊薮。不过，据我所知，在1843年7月贵国公使璞鼎查也曾表达过禁止鸦片贸易的观点，并记录在条约的补充文件中。根据海关税则，法国和美国都不同意将鸦片视作合法商品，现在所有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建议。我们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根据条约规定以适应这样一个变化。”[26]
5月11日，德庇时再次致信耆英，谈及鸦片禁令的虚悬和各地走私状况，并将这种人类犯罪行为完全归咎于中国官员的纵容。他放缓了语气说：“我认为，为了中国的政府尊严，有必要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在进口时对之征收关税，而不是默许……如果将现在官员索取的鸦片的贿赂费用，作为公开的财政收入，这些官员会有较高的薪水，完全不用再参与走私。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政府的尊严会得以维护，同时在五个开放口岸会有大量的税收，走私和海盗也会得到终结。”[27]
耆英接到德庇时的来信，于5月18日复信，语气也有所缓和。他说：“诚如阁下所说，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中国的税收会有所增加。这一点你在信中陈述得很清楚，也很直接。而问题是目前的状况有很多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向皇帝奏请恐怕会遭到断然拒绝，这样不会有成效。我的想法是，等到我个人详细的向朝廷解释后，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些。那时我希望这个办法会被批准。现在不应操之过急。”[28]
这样，德庇时在英国驻华第二任公使任上，在劝诱中国官员解除鸦片禁令方面尽管他一开始还抱着希望，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最终与他的前任一样，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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