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是导致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如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统治者间的角逐和自然灾难[①]均导致人口大量迁移。相对当地居民，新来人为客民。他们与当地居民不仅发生冲突，也进行融合。其中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北客民南迁过程就是例证。
针对流入江南人口的数量、影响等，学术界已有研究，但笔者认为仍有深入研究的余地[②]。如清末民初客民南迁后生活状况如何？主要操何种职业？他们与当地居民间的相处状况如何？此前研究稍显不足。而针对某一县域内主客间的冲突及融合情况，更缺乏具体观察和个案分析。与之对应，清末民初句容地区容纳了大量客民，在主客冲突和融合方面亦体现出较好的完整性。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增进了解当时本土社会和外来社会间的冲突与融合，具有较好学术价值，而且对解决当今江南地区外来人口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以句容县为中心，对清末民初江南地区主客冲突及融合问题进行研究。抛砖引玉，以鉴方家。
一、清末民初客民南迁的主要原因
相关史料显示，清末民初句容客民主要来自江北。这些客民前来句容的原因有四点：其一是战争导致本地人口锐减，其二是江北地区天灾人祸的频繁，其三是清廷和句容地方政府的招徕，其四是句容有着相对过剩的水土资源。
（一）战争导致句容地区人口锐减
太平天国战争主体仍是汉人与汉人，但战争的杀戮程度并不比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逊色。相反，更为惨烈，它直接导致战争区域人口锐减。如《光绪续撰句容县志》载：“自咸丰十年兵燹后，县之南乡户口凋零，不及平时十之二三，田地山场大半荒弃”。又称“咸丰丙辰、庚申两遭兵火乱后，遗黎不足十之二。”“人烟断绝”，“村野为之一空”。[③]此时期西方来华人士眼中的情景也证明了此点。如白齐文称：句容县，原本“土地膏腴，人烟稠密，自遭赭寇，十室九空，鸡犬之声，几无鸣吠。向也天王寺、樊家边一带，村落千余户，今不过三两洽比而已。又大树凹一带村庄，前亦百余户，迩不过三四人而已。”[④]据清廷统计，至1874年，江苏人口锐减至1982.3万人，减少了24679621人，占战前人口总数的55.7%。[⑤]又据句容县志载，清嘉庆十四年（1809），句容有丁男306968人，到了同治年间，人口不足6万人。[⑥]40年后，该县虽得到了休养生息，但人丁也不过嘉道时期的十分之三。[⑦]
长期战争蹂躏，句容地区人口锐减，旧有人地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或逃亡后，土地大片荒芜，它将影响清廷对战后地方经济恢复和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在此情况下，句容大片抛荒土地需要农业人口进行填充，而江南人口的锐减刚好为江北人口的流入提供了前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河南南部、安徽、湖北等省内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句容，并成为这一地区客民主体。关于这一客民涌入现象，《塔景亭判牍》是这么描述的：“洪杨之乱，句属适当兵冲，蹂躏最苦。肃清后，人少地多，田畴不治。客民之应募而至者，汴鄂最伙，皖南次之，浙之温台又次之。”[⑧]
（二）江北地区天灾人祸的频繁
江北地区大量人口涌入句容，亦与江北地区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本地生存环境恶劣密切相关。如清末民初的河南就是江南客民的主要来源地。因为自咸丰三年（1853）起，河南频繁发生自然灾害，不是大旱就是大涝，农民经常颗粒无收，只能以树根、树叶、树皮、野菜等充饥。尤其是那些没有土地只能靠佃种田地过活的佃农，生活更为悲惨。为苟求活命，他们往往一副箩筐“闯江南”。当然，自然灾害只是造成清末民初江北地区农民闯江南的原因之一，频繁的战乱和内部生存压力也迫使他们大量南迁。尤其是太平天国后期在江北兴起的捻军起义及各种匪乱更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如清末民初河南罗山、光山、商城、固始等地的农民就是在各种“人祸”的迫使下选择“下江南”的，成为江南客民的主要来源。这一现象《塔景亭判牍》亦有诸多记录。该判牍起码有五处强调了江北农民迫于饥馑乞食江南的事实。[⑨]
（三）清廷与江南地方政府的招徕
太平天国运动和清廷的镇压，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骚乱，均对江南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江南地区人口大幅度锐减，大片土地抛荒，农田无人耕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藉”与地权相统一关系开始松动，原居村民对“本村土地权的资源独占观念”在实际生活中丧失了“合法性”[⑩]。传统人地关系解体，代之一种新型的，既有冲突又有融合的主客关系。导致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官方的招徕垦荒政策。同治年间丁日昌主政江苏时在饬江苏各县公文中就称：“查苏省各属，除奉、上、南、川、靖、宝、崇等七厅、县并无荒田外，其余各属均有抛荒”。“值此饷繁库绌，多垦一亩，即多收一亩之钱漕，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为此，他在“通饬垦荒空文申复由”中要求：“札到该某，立即（督）遵照，速将荒田赶紧会商绅董，设法妥筹”。[11]与之对应，句容县也出台了垦荒政策。同治三年，该县设立招垦局：“以绅士治其事。乡别以图，图别以甲。堪田之荒熟，图之籍之，严隐冒之罚，勘实，以联照授之。”[12]清廷更鼓励地方如此做法。同治五年，户部议覆地方官员垦荒章程时就做出了如下规定：“一、正经界。叛绝各产，划分段落，编立字号。客民应募者，查明来历，给照承种。一、定限制。叛产概令入官，绝产以三年为期，业主逾期不返，即行截止。客民认垦者，期至六年，租粮及额，即为永业。一、缓钱粮。水田初年免租，止纳正粮，旱田租粮俱免，次年再升科。一、定租谷。每亩每年约取租谷，六年后统免租谷，照额输粮。”[13]在清廷的鼓动下，句容等地方均把战后恢复当成重要政务，纷纷设立了“劝农局”、“招垦局”、“招耕局”之类机构，它导致豫南、徽南等地人开始涌入这些地区。如句容县出示垦荒章程后，“客民携耒耜来收塍”，“有喧宾夺主情形。”[14]又如江苏溧水颁布招垦公示后，河南光山、罗山等地乡民也开始大量涌入。[15]
清廷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招垦章程不仅打破了江南社会人地关系，而且瓦解了当地居民与地权之间的旧有联系。它使部分地权发生转移，这为外来客民获得土地提供了一定保障，也提供了基本的法理基础。如1866年浙江省奏准的垦荒章程就规定：“不拘本地外处之人，愿承垦，均准计口授田”，“赴县呈明来历及从垦坐落处所、亩数、粮额字号，逐一注册，并取本地带领之人切实保结，由县给单承种”。[16]更何况在土地价格极度低廉的情况下[17]，部分外来客民还可以通过低价购买方式，通过当地政府获得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也为客民定居于句容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18]因为他们一旦取得了土地，正如费孝通所言，或许就将“根插入了土里”，成为了当地的新主人。[19]
（四）句容有着相对过剩的水土资源
清末民初，河南、湖北、安徽等地的农民为何大量涌入句容，还与这一地区有着相对过剩的水土资源密切相关。如许文浚在《塔景亭判牍》中称：“本邑自承平以来……计先后查报成熟田地六千二百余亩，荒产田地、山荡、草荡、芦荡共二万五千一百余亩。”[20]即垦熟的田地只占荒地的四分之一弱。又如1933年江苏省政府统计江苏省人口时，句容全县人口才244770人，至1936年，也才277500人。即句容人口为江苏省人口最稀县份，计全县面积1444平方公里，全县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93人，“在江苏江南，除溧水县外，为人口最稀之县份，较之江宁全县平均密度每方公里二百七十二人，尚少七十九人，较诸太湖流域各县人口密度在四百人以上者，相差十分悬殊。”[21]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句容有着相对宽松的水土资源，在当局的垦荒政策下，客民才会大量涌入。
二、客民的主要构成及生活状况
（一）主要构成
太平天国后，大量江北农民涌入句容[22]。他们究竟来自何方，是必须弄清的一个问题。相关史料显示，清末民初来句容的客民主要来自河南、湖北、安徽、浙江温州、台州等地。此点清末句容县令给江宁府呈文说得很明白，他称：洪杨之乱后，“客民之应募而至者，汴鄂最伙，皖南次之，浙之温台又次之。”[23]即他们不仅来源于河南、湖北、安徽、浙江温州、台州等地，而且河南湖北人最多，安徽人次之，浙江人又次之。至民国后，这一趋势仍然保持，如1934年张心一、陶桓棻、庄继曾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显示，自民国元年以来，句容县各区移入的外来人口达4680户，主要仍来自河南、湖北、安徽等江北地区。[24]不仅此时期的句容县客民构成如此，此时期江浙其它地方情况也大致相似。如清末民初嘉兴府“自光绪间垦荒令下，客民丛集，有温台帮，宁绍帮，有河南江北帮。”[25]又如此时期的江苏溧水，其客民也主要来自河南、湖北、安徽等地，乃至今天他们仍构成了当地客民的主要成分。[26]再如江苏宜兴，天平天国运动后，也是“赵、豫、淮海人民蜂至”，两湖农民亦“争来垦治”[27]。
以上史料从宏观上阐释了清末民初句容等地方客民的主要来源。如作微观考析，《塔景亭判牍》反映的信息更值得关注，它较为详细地显示出清末民初涉案的句容县客民的构成状况。涉及的123名客民主要仍来源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其中明确注明来自河南14人，来自安徽6人，湖北1人，江北5人，桃源2人，山阳1人，扬州1人。未注明来源地的虽有72人，但据《塔景亭判牍》作者许文浚交代，他们主要也来自河南、安徽、湖北等江北地区。
（二）生活状况
总体看，客民初来句容时大多贫困，且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历程。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坚守下来的客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看，绝大多数人仍很贫穷，条件较好的不多。《塔景亭判牍》所载123名客民中定居者才68人，在这68人中拥有田地、取得当地农民身份并长期定居下来者才29人，商人或小商人才6人，其他人属于佣工、佃户或棚民。而且在这123人中经济条件较好者才22人，一般者9人，赤贫者达72人，不详者20人。具体到《塔景亭判牍》所载每个客民，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处境很悲惨。首先，他们多很贫困，主要靠佣工过活。如张余军控陈延盛案中的郎玉禄兄弟多人都是客民，他们“一无恒产，专靠陈延盛田地租种过度。”[28] 又如王三永控杨正春案中的客民王三永靠佃种杨正春田地过活，佃种九年后，杨正春要求退佃。虽然王三永不愿，但县令最终还是迫令他退佃，并以七折偿还所欠债务二十三元。[29]再如李德源控吕天生案中的江北客民老张，本是吕天生家的帮工，又是他家的佃户，但因该村村民怀疑他屡次偷窃，而将他驱逐出境。[30]其次，少数条件较好的客民，也多遭破产。如钟德泮呈案中，客民翟兴安、翟兴春因“债负累累，今将所有产业变卖一空，兑价后”将北归，为此他们将所有的田房山场以1400元的价银卖给他人。[31]又如陈高金控章元寿等案，该客民陈高金、陈高喜系同堂兄弟，其祖父陈瘪嘴和其父陈义茂于光绪初年来句容，开设杂货店。初开时生意很好，但至陈高喜经理时“资本竭蹶”。虽然县令认为该店最终破产的原因在于陈高喜经营不善、恣情挥霍，但客民在句容生存不易，亦可想见。[32]再者，客民常常身死他乡，死后妻女等即被掳卖。如张陈氏控陈顾氏案，客民陈魁身死后，遗下两子，其妻顾氏为生活所困马上入赘山阳人小杜为夫，支撑门户。但不久后又将半岁的遗腹子卖给他人，不幸毙亡，并准备将陈魁遗留下来的田亩什物一概价卖，随小杜回山阳过活。[33]又如陈湖生一案，客民李达身死后，其妻无依无靠在句容苦度年余。对此不幸之人，为非作歹者打起她的主意。戴礼定、彭盒子联手将其“串抢”。[34]总之，清末民初客民在句容生活状况并不乐观。不少人不仅靠佣工、佃种他人田地存活，即使是其中极少数条件较好者也将面临严峻考验。更有甚者，不仅客死他乡，当他们死后，他们的妻女等又将面临被拐卖等悲惨命运。
三、主客冲突
清末民初句容主客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争夺水土资源引发的冲突，其二是主客之间因风俗习惯不同引发的冲突，其三是地方政府和当地社会行为失当引发的冲突。
（一）争夺水土资源引发的冲突
清廷施行招民垦荒之始，外地客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就已存在。因为无论是基于对当地土资源的争夺，还是对水资源的争夺，他们之间都会发生冲突。尤其是随着战后江南地区人口的恢复，为争夺水土资源，双方冲突更易发生。如以句容为例，清嘉庆十四年时，有丁男306968人，到了清同治前期，人口下降到6万以下，但到了光绪二十六年，随着外来客民的增多和本地人口的恢复，人口达到118700余人。[35]人口增多使主客之间争夺水土资源更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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