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运会观”是对“变局论”进行狭义解释的一种方式，它是“变局论”最初、最原始的一种解释方式。广义的“变局论”应比“运会观”更为宽泛，而且，它对于东西方何以发生如此变局的解释也不再局限于“运会”的解释。与强调“气运”、“运会”之不同，这种广义的“变局论”更多的是强调东西方这一变化，即变局之本身。在这一变化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晚清士人要求清廷主动采取应变的方式。冯桂芬就是持此论者。他称：“术业以不专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锢，观于今日，器用苦窳，借资夷裔，而始知圣人梓匠名官，仓庾世民之法之言也，……然则为治者，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乎？曰不可。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反古……”[52]冯桂芬强调的是时势已经变了，不必苛守旧的体制，而应该主动应变。[53]
与此论相对应，李鸿章于同治四年（1865）也提出了自己的“变局论”观点。他是从现实的世界变化角度以及国家政治、军事之需要的角度，而非从新旧体制的坚守与否的角度去提出这一观点的。他称：“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能避。”[54]
光绪年之前，时人持这一变局论者很多，除李鸿章、冯桂芬外，较早的还有黄恩彤、丁日昌等。黄恩彤认为道光年间中国已面临数百年大变局。丁日昌认为同治年间中西接触之扩大是千载未有之变局。据王尔敏先生统计，自1861-1900年间，申述当前变局之意旨者不下37人[55]。因此，在道光、咸丰、同治这段时间内，时人的变局观意识也已较多出现。
（二）“华夷观”之变化
除了“运会”、“变局”观点外，此时期时人思想意识之变化、并牵涉到中国传统外交意识向近代外交意识的转变，即“华夷”观之变化。两次鸦片战争之前，晚清士人较多将西方人看作是“洋夷”[56]。但是两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在与西方冲突中的败北，它导致了清人对中西之间的“华夷”关系重新作出衡量。
魏源是从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角度去认识中外关系的。他称：“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礼宾外国是诸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57]他虽仍从圣人怀柔天下的角度来发议论，但是他的“圣人”之天下中的外国，不再是传统的蛮夷，而是藏有某些当今圣人、智者、王者所必须了解、学习的国家。因此就有“礼宾外国”、“重咨风俗、广览地球”之必要。
晚清权臣奕訢对此时的“洋夷”也有着自己的认识。首先，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利使奕訢认识到“现今夷人不可剿，只可抚”。正是如此，所以他对西洋“夷人”提出了绥远之道在于“柔远以德。”他称：“自古帝王未有不怀远以德者也。春秋时，戎狄扰攘，中原为患已久，然吾谓戎不足患，患在绥戎之不得其道耳。”[58]他的“绥戎之道”就是要仿效晋悼公“和戎”的“怀远之遗意”。[59]正是如此，他提出了“夷夏”好恶之分的新标准：“其恶也，恶其恶也，非恶其人也”[60]。奕訢对 “华夷”采取“其恶也，恶其恶也，非恶其人也”的观点，就是要以他们的行为，而非他们的身份来作为评价“华夷”之好恶。
道咸同时期时人思想意识之变，不仅体现在如何搞好“华夷”关系上，还体现在对“洋夷”的整体认识上，即他们不仅认识到西方之“洋夷”不可灭，而且认识到这些“夷人”还有值得善待与尊重之处。
冯桂芬就认为“当今”的“夷人”不可灭。他称：“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61]正是如此，所以他建议公平地对待外国人[62]。
经过道咸同时期中西之间的冲突和磨合，清代时人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传统“华夷”观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最终导致了时人对传统“华夷观”的否认，他们认识到中国虽为华夏，西方虽被清人称为“夷狄”，但华夏并不一定比“洋夷”优越；相反，华夏倒有可能被西洋人看成是半野蛮人。持此论者的代表人物是郭嵩焘。郭嵩焘在他于光绪初年著成但却充分反映出同治时期思想意识的著作《养知书屋诗文集》中对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夷狄”，重新做了界定。他称：“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钞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独中土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若何，可以陵驾而出其上也。”[63]他在此批判了中国人将天下非中国本身的地方都视为“夷狄”的做法。同时作者于光绪四年间的日记中再一次引用西方的“文明”、“半开化”、“野蛮”观点批判了中国人传统的“夷狄”思想。[64]
（三）近代外交意识的萌发
随着“运会观”、“新夷狄论”的出现，这一思想意识进一步推动晚清时人近代国家、民族意识等外交观念的萌发[65]。这一萌发与清代中前期统治者的“中国意识”、“中国思维”相较，有了更多的近代内涵。
这一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萌发较好地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利用万国公法来维护“国家利权”。同治二年（1862）李鸿章在写信给友人时就称：“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66]同治七年（1867），李鸿章在上奏西人修约时，又强调了要用“万国公法”来维护“国家利权”。他称：“西人修约，无非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盖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而且，他进一步强调：若西人夺我之利，“使内地百姓不能自养，中国财赋不能自理，岂惟非欲图和好之议，抑实背万国公法之例。”[67]李鸿章的这一认识，代表着同治时期清人在公法与“国家利权”关系理解上的新变化。
同治十年，李鸿章在驳斥日本刚行订约又马上悔约时，也借用万国公法知识去批判日本这一做法，以维护清朝的“利权”。他称：“……而日本朝廷尚在，岂有所派全权大臣与邻邦定约，而廷议欲毁之耶？”“夫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68]在此，李鸿章就万国公法之立约不可轻易悔改去维护清方“利权”。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又因日本侵台而用万国公法去维护清方的“利权”。他称：“惟各国兴兵之举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日本甫经换约……台湾生番一节，并未先行商办，岂得遽尔称兵。”[69]李鸿章在此所批判的是日本违反近代国际惯例的做法。李鸿章的这一批判虽对阻止日本侵台毫无实效，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清方大员正企图利用近代外交法则去维护清方权利。
其次，体现在对“国权”的理解上。安树彬先生曾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际法传入中国，迫于外交形势的压力，中国人开始接受并运用其核心内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7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是否马上就“开始接受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有待商榷，但对所谓清方“权利”进行较为广义的理解却是事实。正如卫三畏于1868年（同治七年）致R.S.威廉斯牧师的信中所称：“中国正试图理解自己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权利，并试图维护和扩大这些权利，同时给予别国它所必须给予的特权。”[71]正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给予别国它所必须给予的特权”，且又得到的是“不平等”待遇，所以它更能促使清人，尤其是统治阶层和先进人士对所谓“国权”的理解。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发兵侵略台湾时，清方总理衙门就日本此种侵略行为进行责问，清方特别强调了日本这一行为“侵犯”了中国的“国权”。总理衙门称：“番地是清国属地，贵国不向清国声明而径出兵，是侵犯我国权，破坏公法，干涉内政，极度无理。”[72]总理衙门对日本方面的这一指责，虽仍有称台湾生番为“属地”而非“国土”之言，但却从“国权”、“内政”等方面来指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从中可以看出晚清时人在对国家权利即“国权”理解等近代外交意识的萌生。
四、结语中国传统外交体制是建立在封建式家天下基础之上的一种交往体制，因此它体现出浓重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但是这一以中国为中心、体现出等级高低、地位尊卑的外交体制至近代时期却遭到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反对，它们要求以所谓的近代西方平等外交体制去代替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英法美等国以两次鸦片战争为契机，在中国战败的情况下，迫使中国放弃传统外交体制，并接受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因此，近代条约体系的确立、公使驻京的实现、觐见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瓦解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传统关系，而且也使得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开始取代传统的宗藩体制而成为晚清时期用于处理中西交往关系的新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近代外交体制的影响下，晚清政权开始较为主动地开展外交关系，因而导致了总理衙门的设立，向外派使的尝试，以及利用公法知识维护自身国权等外交活动的展开。这些行为均表明：在道咸同时期、在西方的触动下，中国传统外交体制不仅遭到破坏与摒弃，而且日益被近代新式外交体制所取代。这一变化虽曾经给清廷甚至晚清时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失落，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代表了中国外交体制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其历史意义和影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近代条约体系的确立、公使驻京的实现、觐见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导致了“天朝”传统外交体制的日渐溃败，而且还使时人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如运会观、变局观、新夷狄论等新观点的出现就表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以及其后，清人思想意识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法实则表明时人传统外交思想在日渐摒弃，近代外交思想在逐渐萌生。这应该是一个比单纯的体制变化意义更大的一个变化，其对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向近代外交体制的演变影响更大。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1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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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藩属体系研究”前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0CZS019。
[②] John K. Fairbank .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no. 2:135-246, （1941）。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③] 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 :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Free Press , London,Collier Macmillan, c1984.
[④] [日]滨下武志著 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⑤]何新华：《夷夏之间，对1842-1856年清政府西方外交的研究》，2004年4月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⑥]李云泉：《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⑦]石元蒙：《明清朝贡体制的两种实践》，2004年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⑧]陈双燕：《从宗藩体制向近代外交的转型奕訢北京和谈辨析》，《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
[⑨]谢俊美：《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⑩]高秉希：《晚清中韩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11]尤锐：《历史的进步与退步：以大一统观念为例》，《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12]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1、33页。
[13]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05-2306页。
[14] [日]依田憙家：《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15] Ibid., No.338, same to same, July 12,1858.
[16] John K.Fairbank and Me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enlarged edi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enlarged edition）， P201.
[17] 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 :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P204.
[18] John K. Fairbank. Chinese Thought & Institutions .Ed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P215.
[1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87-788页。
[2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9页。
[21] [清]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82页。
[22] [清]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四册，第1167页。
[23] [清]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四册，第1333页。
[24] 张文修编著：《礼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郊特牲”。
[25] 梁廷枏：《粤海关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3-25页。
[26]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96页。
[27] 陈廷湘：《论奕訢的外交思想》，《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98页。
[28]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316-6317页。
[29]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311页。
[30]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286页。
[31] [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页。
[32] [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第35页。
[33]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507页。
[34] 张步先：《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兼论晚清外交近代化》，《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4期，第68页。
[35]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36] [清]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六册，第2710页。
[37] [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279页。
[38] 周宪文编：《清代琉球纪录续辑》诸家，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191页。
[39]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3-155页。
[40]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87-790页。
[41]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783-3784页。
[42]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797页。
[43]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802页。
[44]《清穆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69，同治五年二月庚戍条。
[45]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669页。
[46]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669页。
[47]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页。
[48] 刘增合：《1840-1884年晚清外交观念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第185页。
[49] 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卷首第3页。
[50] 徐继畲撰：《瀛环志略》，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卷4第8页。
[51] 《海防档》丙编，机器，第14页。
[5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6-7页。
[53] Ssu -yu To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Originally Prepared 1954,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1982,P50.
[54]《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六卷，朋僚函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复朱久香学使”。
[55]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56]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P7.
[57] 魏源：《海国图志》，卷76，第4页。
[58] 奕訢：《乐道堂文钞》，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7页。
[59] 奕訢：《乐道堂文钞》，第7页。
[60] 奕訢：《乐道堂文钞》，第40-42页。
[6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162页。
[62] Ssu -yu To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P50.
[63]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64-565页。
[64]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9页。
[65] 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第170页。
[66]《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3，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复罗椒生尚书”。
[67]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页。
[68]《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议驳日本改约”。
[69]《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论日本派兵赴台湾”。
[70] 安树彬：《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华夏文化》，2004年1期第26页。
[71]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257页。
[72] [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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