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与过渡
“唐宋变革说”之所以寿过期颐却仍充满学术活力，即在于她的独创性和开放性。①其开放性尤其表现在这一学术命题的内涵及外延，创立者(内藤湖南)及其完善发挥者(宫崎市定)虽有明确界说，但这些界说都只是框架性的，“描述性的”，“方案性的”，总体而言还停留在有待详密实证的假说层面，宫川尚志名之以“Naitō Hypothesis”(内藤假说)，是非常适切的。②唯其如此，也就为这一学说的继承发展或证伪立异，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出现了对这一学说的不同理解、发挥乃至批判、质疑。正像柳立言先生所指出的，在对这一学说的理解中，由于把“变革”与“转变”混为一谈，“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混为一谈，以致何谓“变革”，何谓“唐宋变革”，何谓“唐宋变革期”，都存在不同认识，应依据学说创立者的原意加以厘清。③但这些混淆，有的可能源于该学说本身。
众所周知，内藤氏“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亦即“文化史观”。他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移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移动，并据以进行历史分期。“上古”为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中世”为文化自外向内反馈性移动的时期，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扩展的“从后汉后半期到西晋”被界定为从上古到中世的“第一过渡期”，自外向内的反馈性移动即“来自外部的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的”的唐末五代，为从中世到近世的“第二过渡期”。④但内藤氏对“近世”本身的性质判定，却并没有贯彻上述文化移动标准。而且入宋以后，“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绝不能说已“达于顶点”，自太宗时发动的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相继失利，辽军频频南侵，宋东北边境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党项首领李继迁亦崛起反宋，西北边患未曾稍息。后经澶渊之盟，宋朝军民虽以高昂代价换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在辽、金征服王朝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北宋王朝最终在靖康之祸中覆亡，继起的南宋王朝被逐出中原，偏据东南，最后亦为蒙元征服王朝所攻灭。总之，在内藤氏界定的近世前期(宋元)，“来自外部的力量”并没有停下“反馈”内向的脚步。由于“内藤假说”对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唐末五代)的定性，与近世(宋代)本身的定性，标准不一，在逻辑上存在缺环，研究者对所谓唐宋变革的“过渡期”也有不同理解。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即认为唐宋间最“令人瞩目的转折”实发生于两宋之际，南宋初期的“重要转型”，塑造了“此后中国的形象”，其影响绵延至20世纪初。而宋朝“所遭遇的为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打击”，换言之，“来自外部的力量”，仍被视为两宋之际“质”的、“永久性”转变的重要契机。⑤按照刘说，则整个北宋便被归入到“过渡(转型)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将内藤氏基于文化发展、移动的历史分期观，延伸到对宋以后时代的把握上。
如上所述，内藤氏基于文化发展、移动的历史分期观实际上只贯彻到中世、近世之间的“第二过渡期”(唐末五代)，⑥至于“近世的内涵”，或者说“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内藤氏原本有系统论说，即“唐宋变革说”，内藤乾吉氏表述为“中国近世开始于宋代说”。此说要点已为众所熟知：(1)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2)君主地位的变迁；(3)君主权力的确立；(4)人民地位的变化；(5)官吏录用法的变化；(6)朋党性质的变化；(7)经济上的变化；(8)文化性质上的变化。⑦然而上述诸变革的起点既不一致，终点更不一致，变革速率也是疾徐不齐。如第1条中“贵族政治”的衰微，第4条中，标志着“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的租庸调制的崩坏、两税制的施行，第8条中作为文化性质发生显著变化的新《春秋》学的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内藤氏皆明确指出其出现于“唐代中叶”。第2、3、6诸条，第1条中君主独裁政治的形成，第7条中作为经济变化标志的货币的大量使用，第8条中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变化，大抵都要入宋以后才表现明显。第5条选举方面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建立，实发轫于隋，“隋唐的科举依然是贵族(性质)的”，其“完全脱离掉贵族政治的框架”，则有待于宋。总之，内藤氏以“唐末五代”作为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认为过渡始于唐末，“至宋代而止”，只能是就总体而言。在以上诸变革中，如果研究者关注、强调的方面不同，对变化程度轻重的把握不同，对“过渡期”的理解也自然就不同。
内藤氏的学生那波利贞氏，即在其师唐宋变革说的基础上，就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那波氏称为“转变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意见。他认为两个大的时代之间的转变期，因其转变程度之轻重、转变期之长短而有如下数种情形：其转变程度轻者，所区分的前后两个时代短，各自不过几十年而已；其转变程度重者，所区分的前后时代长，各自长达数百年之久；就转变期本身的长短而言，其短者不过数年间而已，其长者或绵亘百年以上。他认为唐玄宗朝开元二十六七年(738、739)至天宝二三载(743、744)之际六七年间，为一转变期最短、转变程度却最重的转变期，当此之际，出现了中国中世时代向中国近世时代的推移，非徒唐朝内部前后期的转变而已，因而是最具时代区分意义和永久价值的转变期。那波氏用175页的篇幅，先从政治史方面、社会史方面论述唐代开元末期以前和天宝初期以后的时代差异，继而列举绘画、书法·文字、儒学·文学、玄宗的性格好尚和以人生观为中心的世风人情等5个方面12项实例，论证了此间文化领域内从贵族倾向到庶民倾向，从保守传统倾向到创辟翻新倾向，从庄重典雅倾向到轻躁卑俗倾向的急遽转变。最后指出，广义上的具有中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在开元二十六七年间逐渐地消歇灭绝，广义上的具有近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在天宝二、三载间逐渐地萌生兆现。这些新倾向在中唐、晚唐、五代爆发出惊人的生长力，蓬勃发展，致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及至宋世，时代风貌相对于唐乃焕然一新。⑧上述可见，在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上，那波氏与其师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内藤氏所论唐宋间若干重要变革虽然有的出现在唐中叶，但他确定的“过渡期”却是“唐末五代”，即始于唐末下讫宋初。“唐末”若准以唐诗分期中的“晚唐”，即文宗朝以降，则过渡期长达130余年，且“中唐”约70年尚不包括在内。那波氏的转变期却只有开元天宝之际六、七年间，转变期之后即被视为“进入近世时代”，尽管自中唐下迄宋初“具有近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还在继续发展着。
具有近代历史学特征的中国史研究实源于日本，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突破王朝断限的历史分期。内藤湖南关于近世的划分，特别强调不以“朝代更替划分”，“必须看它是否具备近世的内涵”。⑨所以他在首次公开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开首即称作为习语的“唐宋”一词，“从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观点考察”，“并没有甚么意义”，因为唐和宋的时代性质不同，唐是“中世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但就内藤氏所论中世、近世的起讫而言，朝代更替与时代分期基本上是重合的。那波氏所认定的“转变期”，就其“不必太拘泥王朝兴亡现象，主要依据历史现象的变化推移状况”来确定，⑩实颇得其师历史分期理念的真昧。
要确定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或“转变期”，首先必须要确定前一个时代的终点和后一个时代的起点。而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它总是罔顾任何“抽刀断水”的人为分割而自相联结为一体，唯其如此，直观地体现治乱分合的朝代更替往往很自然地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力图打破朝代断限，立足于中国史内部的文化发展脉络并据以把握其发展阶段性，(11)却仍然没能完全摆脱朝代更替的旧史学影响。那波氏的唐开天之际“转变期”说，可能是对内藤湖南中国历史分期最早、最重要的批评、修正。(12)那波氏的立论着眼于文化发展的动向，见微知著，小中见大，既继承了“内藤假说”文化史观的精髓，又通过详确的实证考察，特别是利用当时研究者很少使用的英法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在“内藤假说”基础上取得显著推进，多发前人所未发，特别是在关于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期”问题，关于唐宋历史发展的断裂与连续性问题上。
二、断裂与连续
内藤氏“唐宋变革说”特别是其中的“过渡期”，学者有不同看法，从70多年前的那波氏，到近年的刘子健氏，都提出了新的“过渡期”说，他们都不认为唐、宋二朝可截而为二。陈寅恪先生《论韩愈》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文中又指出，“(韩)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13)总之，《论韩愈》亦就学术文化立论而及于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认为韩愈生活的时代即中唐，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将唐代划分为前后两期，而且其前期上承六朝，后期下启赵宋。这样的观点其来有自。清人叶燮的《百家唐诗序》，则是基于文学变化的“中唐变革论”：
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是何也？……迨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氏出，一人独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体、之用，分条共贯，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14)叶氏以“中唐”为文运、诗运的“古今百代之中”，亦即中国文学史上划分前期后期的“关键”所在，上述那波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实与之同调，唯那波氏、陈氏所论涉及面更为宏阔而已。陈先生并世学人中，持这种观点的颇有其人。如吕思勉先生，论“隋唐五代学术”时称：“吾尝言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今观于其文学而益信也。”又称：“我尝说：唐中叶后，实为中国文化转变之机，至北宋为成熟。”他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将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五期，以唐中叶为近古开端(下讫南宋)；1934年出版的《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期，唐中叶仍为近世开端(但下讫明朝)。1952年吕氏有三篇文稿涉及拟编的中国通史的分期，自称其分期标准乃“依社会发展之情势”，其分期均为三大期，唐中叶或为第三大期之开端(下至鸦片战争前)，或为第二大期(“自后汉至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的第二小期(“自唐中叶以后至清室盛时”)之开端。(15)总之，在吕先生的各种历史分期中，唐中叶以后与宋代都属于同一时期，二者没有断裂。又如柳诒征先生，论“唐宋间社会之变迁”，谓“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16)又如钱穆先生，亦谓“科举制既兴”，“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甚至“逆溯中国当前病像，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17)实以中唐为古今以来一大转捩点。
唐史专家唐长孺先生曾在其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讨论以“南朝化倾向”为特征的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变化，指出这些变化都发生于唐代中叶，这些变化不仅上与东晋南朝相衔接，而且下开宋代历史发展新局。(18)正是在前人基础上，汉唐社会经济史专家张泽咸先生著文指出：“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代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阶级关系、统治阶层、赋役制度、职官制度、科举制度诸方面，“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19)宋史经济史专家漆侠先生亦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从土地国有转有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改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经济关系的变化还招致思想文化领域新的思想、新的学风的出现。(20)
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明确主张以中唐为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转折点：“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21)胡如雷先生以北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开始。但他又认为：“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唐宋之际的历史变革阶段可以从公元八世纪中叶，即开元、天宝间均田制基本破坏算起”；即中唐的变化仍是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开端。(22)
上述各位先生的意见表明，中唐以降与赵宋的历史发展是紧密衔接的，换言之，“唐宋变革”的起点应是唐中叶。而相对于以王朝为单位的唐宋变革，强调中唐至北宋初变革的连续性，才是真正打破了旧的王朝历史分期。如果我们对照内藤氏所给出的唐宋变革的若干主要指标：如政治上贵族(门阀士族)及贵族政治的衰落，选举制度中科举地位的升重，特别是“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的进士科的崇重；兵制中由征兵而募兵的变化；均田制崩坏后的“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特别是堪称标志性变化的两税法的颁布及客户地位的合法化，乃至与之相应的平民(编户齐民)地位的有所上升；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相应的商税比重的增加；学术文化特别是经学、文学领域内新风气的出现，如啖助新《春秋》学派的形成和古文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些重大变化都发轫于唐代中叶，并在入宋以后得到继续发展，其连续性足以使两个不同的朝代紧密对接，填平朝代更替所形成的鸿沟。当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际，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认为宋周兴替与此前四代的皇权嬗代有何区别。而五代政权的出现，确实也是中唐以降长期藩镇割据的产物。
上述变革发轫于中唐，而完成于或曰定型于宋代。但上述各方面的变革从发轫至定型，既非整齐划一，亦非直线向前，或有迂回曲折，还有的在变革过程中转换方向，以致其完成形态与发轫之初的面貌迥异。这些变革更不是在宋代的某一时点同时到达、定型的，而有前后快慢，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在唐末即告完成(如门阀士族阶层完全解体，贵族政治残余最终消亡)，有的则要下逮南宋才最终定型(宋代新儒学特别是其中程朱理学的定型)。至于定型后的继续变化，则又不待言。如何把握上述复杂的唐宋变革过程，尚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23)
三、接受与创造
如果我们认为唐代中叶是唐宋变革的起点，宋代是不同领域的变革陆续完成乃至定型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那么，身处唐宋变革完成、定型时期的宋人，对自己的时代是否有一种自觉意识？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前此时代特别是与宋相邻的唐代的文化呢？拙撰《“唐宋变革论”三题》曾指出，宋初力图避免重蹈“五代”覆辙，不愿意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因而极力效法强盛的汉、唐，其内政外交、文治边防，乃至朝堂奏议、经筵进讲，无不以汉唐故事为典范。(24)及至宋仁宗时代，士林兴起了一个致君尧舜、回归三代的运动，当彼之际，对所处时代日益自觉、自信的宋代士大夫，怀着以超越汉唐为己任的昂扬使命感，对前代首先是唐代文化重新进行审视。拙文还围绕宋人对白居易《琵琶引》、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太平广记·释证三·延州妇人》等诗文的接受过程，指出宋人对唐代文化的重新解读，“是按照所处时代的价值尺度，并夹杂着自己的希望和想象”，“因而解读过程中不免出现误读、误解甚至改写，这实际上是对前代文化的一种改造性或曰创造性接受”。耶鲁大学历史系韩森教授曾质疑上述三例带有随机性、偶然性，或有以偏概全之嫌。(25)在韩教授的启发下，笔者在前文基础上对宋人的唐代文化接受过程作了进一步研究。我们知道，内藤湖南之创立唐宋变革说，正是基于文化史观，上述叶燮、陈寅恪、吕思勉诸氏所论中唐变革，亦以学术、文化为中心，因而考察宋代的唐代文化接受史，将有助于展示发轫于中唐的诸多变革之定型于宋代的具体历程。而文化接受主体对接受对象的理性阐释、能动改造乃至重新建构的过程，也可以从一个特定视角觇望中唐变革在宋代定型之后新的发展和动向。限于篇幅和作者的知识面，下文拟以中唐啖助新《春秋》学为中心，在前人基础上就宋人对唐代文化的接受及其所反映的唐宋变革信息，略作述论，以见其涯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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