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对特殊地区的土壤分类以及土壤的利用与开发，因篇幅关系不再叙述。概括起来，在“先秦时代这些分类概念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标志着当时对各部门自然地理现象观察的深入，而且对后来各部门地理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概念体系）”（赵荣：《中国先秦地理学特点试析》，《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所以有的同志认为：“从我国古代土壤分类发展情况看，2000多年前能够认识到土壤的性质、特别重视土壤与生物的关系，达到如此高的成就，这是非常值得珍视的。”（梁家勉：《中国土壤科学的孕育及其形成》，1980年油印稿）这个评论非常公允。
三
在我国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过着采集生活，在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许多植物；并获得非常丰富的知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对植物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而且达到一定的高度。《管子·地员》篇列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植物与水分环境关系的例子。说：“叶下于芰，芰下于苋（莞），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按其叙述，最低是叶，然后是芰，苋（莞）、蒲、苇、雚、蒌、荓、萧、薜、萑、茅。根据夏纬瑛先生的研究认为“叶”就是深水中的植物，即见莞属，“蒲”是现在的香蒲，有数种，多生于浅水，与“莞”的生态相近。“苇”就是芦苇，生于浅水及水边的湿地，介乎水陆之间。雚是生于旱地的小“苇”。“蒌”即“蒌蒿”，是蒿属的一种。荓，当是现在的扫帚菜。“萧”当是蒿属植物。《集韵》曰：“萧，艾蒿也”是耐旱的植物，所以比荓的生长地方又向上。“薜”即“薛”的误字，薛是河草之类。河草类的植物，有些可以生在较干旱的地方，与萑的生长地位相合。“茅”就是现在的“白茅”，为禾本科多年生长，高一、二尺，生干旱环境，所以在这十二种中居最高地位。《管子·地员》篇把陆地上的水生植物，湿生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的不同生长环境做了较确切的记录，反映了陆地上植物生长与水分环境的密切关系。表明，那时人们不仅研究单一植物个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且也开始从一个小地段上综合研究各种植物个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这些自然次序，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某些规律，对中国古代植物地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应该指出，《管子·地员》篇还注意植物与光照的关系。说：“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又说“其阴则生之楂藜，其阳在安树之五麻”。这样明确指明，阴阳坡所宜植物的不同，同时又指出这种不同是跟土壤有密切关系，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管子·地员》篇还特别重视植物与地形的关系。指出：“山之上”到“山之侧”，山地五种地形生长的植物是不相同的。在一个小地形上详细举出生长次序不同的12种植物，虽然这些植物与水分条件相关，但也与地形有关系。《地员》篇论述九州土壤时，也讲到不同地形上植物的种类。如“其山之浅，有茏与斤（芹），其山之枭（阜），多桔符榆，其山之末（半），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及彼日昌，山藜、苇、芷”。这是说山中有浅水之处，有茏斤（芹）等水生植物，山阜之地有榆属树木，在山中间有悬钩子属植物，生于山间，在山之边上生长黄，当是葫科的贝母。（夏纬英校释：《管子地员篇校释》，1958年中华书局）这样叙述山地小地形上植物的分布情况，可见其地形影响着植物的分布，这是我国研究古代植物很重要的观点。
在我国古代对植物垂直分布的记载，应以《管子·地员》篇为最早。其专门讲到山地植物垂直分布情况，将山的高度，地下水位与代表植物综合在一起分为四种情况：悬泉、复吕、泉英、山之、山之侧。在悬泉这个部位上生长着禾本科与莎草科的草及落叶松树。落叶松在华北山地是一种分布最高的树种，常生于海拔2千米以上至3千米之间，成为片林。在复吕这个山体部位上，生长着紫莞属的草和有气味的草及柳属的丛生灌木。再往上泉英，是阳坡，生长着伞形科植物和水菖蒲，以及山杨木。在山之，《集韵》“山在平林也”。是指低山而有杂木林的地带，生长着豨莶草和麦门冬或天门冬一类的药材以及槚楸等树木。最低山之侧，相当于一公尺以下的垦殖带，生长着旋花属的草和蒌蒿，树木有刺榆，这五种不同的山地生长着不同类型的植被。由于地势不同，气温不一样，因而分布着不同的植被类型（中科院《中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年科学出版社）。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没有直接说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而只是客观的记录，可是在2000年以前有如此准确的植被垂直带划分却是难能可贵的，不能过高苛求古人。
四
远古时期人们为生存和发展农业，就选择有较好的地理条件，作为人们劳动生活的场所。在长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水文地理好的地方就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好地方，从而提高了对水利的认识。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经济大变动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文地理也被提到重要地位。《管子》书明确提出将土地上的河流比作人体的脉络，划出主流和支流。在《度地》篇就提出“经水”“枝水”的概念。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主流”和“支流”的概念。水文观念表达的如此清晰，应该被肯定。他还认为水有五种：“水之出于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分自）他水，入水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有时有水有时无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地（据王念孙校），流入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其流势加以疏导是可以的），因而扼之可也（因其流势加以控制也是可以的），而不久（但不能久远），常有危殆矣”。在这里对水的各种形态也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指出“水之出地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后刘熙《释名·释水》解释的更清楚说：“川，穿也，（水）穿地而流也”。“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值得注意《管子》不仅对水的形态有表述，而且提出有积极意义的变水患为水利的宝贵思想。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水可扼而使之东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对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扼而使之东西南北及高乎”，这是说把水从低处引向高处，这是灌溉工程的要求，一般治河工程不能及此。“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这是指灌溉技术的要求，就是要截河提高上游的水位，用空心大砖筑成引水管道，把水通过管道输向高处，然后以势引水进行灌溉。这些技术原则，有的同志已指出“早已远远超出了《周礼》”。（丁鹏：《对〈管子〉书中有关农学的研究》，《农史研究》1983年1期）“并把水利技术科学经验上升到理论阶段”。（友于：《〈管子·度地〉篇探微》，《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评价都是正确的。
《管子》对水质特别重视。《水地》篇认为人的性格和品质不同，是由于各种水质不同所造成的。写道：“齐之水道，躁而复故（急躁而回），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敢”；“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苦涩而泽），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宋之水，轻劲而清”。在这里明确指出水质的区域性差异和分类，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虽然有的不一定很准确，夸大了水质对人的影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反映了各地水文特征差异的认识。如说，秦晋两地处于黄土高原，水含泥沙较多，故称其水“淤滞而杂”。而植被较好，水土流失较少的南方楚地则水质“淖弱而清”，都是比较准确的。这些说明《管子》对水质的分析，是有客观实际作为根据的，因此，富有十分宝贵的科学意义。
同时《管子》书中，还注意流经不同土壤条件下的水质是有其差别的。《地员》篇：谓：“赤垆、历、疆、肥，五种无不宜”。“其水白而甘，其民寿”。“黄唐（堂），无宜也，惟宜黍、秫也”。“其泉黄糗，其民流徙”。“斥埴，宜大菽与麦”。“其泉卤咸水（赤），其民流徙”。“黑埴，宜稻、麦”。“其水黑而苦”。这里的赤垆，黄唐（堂），斥埴和黑埴分别为石灰岩冲积土，黄壤、盐碱土和黑粘土，流经这些不同土壤的泉水水质是不相同的，盐碱地中的泉水，因含氯化钠而成咸味。这些认识都是非常宝贵的。
《管子》不仅对水质重视，对水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农田、交通，以及聚落的安危，也非常重视。因此认为探索水系的变化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之，《管子》在地理学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列举上述诸方面以外，其它在采矿知识等方面，还有很多宝贵的记述，因篇幅关系不再赘述。不管怎样，在中国先秦时期出现了各种流派的人地关系思想和一些古代地理学的著述，《管子》算是最重要的代表著作。由于《管子》书中探讨了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陆地水文地理学、地形学、采矿学等具有较全面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探讨了地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平原地区五种土类的划分及其适应作物的分析，以及山地林木垂直带状的分布，这些均有创造性，而且突出了中国地域性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先秦地理学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所以有的同志说：“从世界范围看西方这时的地理思想，对于自然要素的分析描述是很少的，而《管子》突出对自然要素的描述，这是很有价值的。”（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史纲要》，1984年河南大学地理系印）从这里可以看出《管子》一书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注释：
①施，是“大尺之知，其长七尺”见尹知章注。
②路易·艾黎《树林与水土流失》《光明日报》198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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