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洲与中国海洋知识对比及交往航线
《外纪》在“四海总说”中首先对海洋进行了分类，接海与陆的关系，海在国之中，陆地包海称地中海。国在海之中，海包陆地称寰海；海亦可以洲命名，也可以国家命名，或以“其本地方隅命之”，如称南海、北海等。“兹将中国列中央，则从大东洋（太平洋）至小东海（北美西岸太平洋），为东海。从小西洋（印度洋）至大西洋为西海。近墨瓦蜡瓦一带为南海。近北极下谓北海，而地中海附焉。”
据《明史·外国传》，[9]我国那时仅将海洋分为东洋和西洋，其界限大致在波罗国，“又名文莱（今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起也”，即文莱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东洋实际指太平洋的西岸海域，进一步分为东海、南海、东南海，这三个次一级海域中，均有一些国家与明朝交往。需要注意的是，正德六年（1511），有巴喇西国使者从非常远的地方来到中国，“言其国在南海，奉王命来朝，舟行四年半。”估计来自大洋洲地区，可惜没有深究海路。明代所谓西洋，实为印度洋，西洋西部又称西南海，《明史·外国传》列举列国93个，其中在《外纪》地图上可觅国名者仅14个。这90余国主要分布在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两侧，即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岸，由此也能说明我国明代未能从海路到达欧洲。《外国传》中意大利里亚国，是因利玛窦、艾儒略等人来中国活动才有所知。佛郎机（葡萄牙）、和兰（荷兰）是它们在东南亚、台湾掠夺殖民地方知有其国，但《外国传》将它们的殖民地与本土混淆，指出佛郎机“近满刺加（今马来西亚南部）”并在正德年间占领满剌加。而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崇祯时侵占我国澎湖、台湾。《外纪》中欧洲部分对这两个国家既无文字叙述，又无地图上的注名，故亦从另一方面反应出明末对欧洲国家的了解是十分贫乏的。
明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从海路发现欧洲？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永乐3年（1405），郑和“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10]每船平均可乘450人左右。《外纪》中“海舶”一节，指出郑和之后200年欧洲海船分三等，小者仅容数十人；中者可容数百人，“自小西洋以达广东，则用此舶”；大者上下八层，船两旁有大铳数十门，可容水手二、三百人，将卒铳士三、四百人，客商数百人，所载淡水可供“千人一年之用”。郑和船至少与欧洲中等船相当，况且早期欧洲人寻找航线的海船，并非大船。
《外纪》最早向我国介绍了欧洲寻找世界新航线的概况。艾儒略说，百年前“先是阁龙（即克利斯托佛·哥伦布）诸人既已觅得两亚墨利加”，然后较细介绍了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资助发现美洲的经历。同时，艾儒略指出：墨瓦兰（费尔南多·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委派，于1519-1522年，经南、北美洲，“直抵亚细亚马路古（今马鲁古群岛）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亚大浪山（即非洲南端好望角北依的开普山脉）而北折，遵海以还，报本国遍绕大地一周”，实现首次环球探险。这两次地理大发现，哥伦布航行只有三条旧军舰、80余人，麦哲伦航行也只有五艘旧军舰、256人。《外纪》对另两次重要航行未介绍，其实在此之前，葡萄牙国王就在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1487年曾派巴塞罗缪·迪亚斯用三条小船到达非洲好望角；1497年，又派达·伽马率四艘帆船、170名水手，绕过好望角从而发现了印度。[1]纵观东、西方使用的海船，郑和下西洋的船舶远比欧洲先进，队伍则十分庞大。
新航线的发现，归根到底受航海目的制约。中国下西洋目的有三，其一，告谕四夷诸邦大明建立，显示中国强大（《外国传·拂菻》）；其二，“疑惠帝亡海外”，寻其踪迹（《郑和传》）；其三，通过友好贸易获得海外珍贵物品（香料、宝石、珍禽异兽等），供皇室享用。明朝建立与郑和下西洋后，来中国的各国使者逐年增加，进贡者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及折价销售所带货物，在中国境内赴京人员往返食宿全部免费，这就吸引了更多的外国人以进贡为名，行贸易之实，致使明朝廷负担太重而不得不做出限制，洪武7年（1374）、正统8年（1443），多次规定了进贡年限及赴京人员数额，避免“入贡既频，劳费太甚”，受贡时还要“勘合文册”，“不符者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参见《外国传·真腊·暹逻等》）可见，明朝的中外交往是建立在友好往来基础上的。但是，欧洲下东洋，是以为新兴资产阶级寻找巨额利润，掠夺殖民地为目的的，故对“新领土”的发现者许诺以很高的赏赐。如万历32年（1604），荷兰先后占领我国澎湖、台湾，“筑城设守”，“所恃唯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许，树五桅，后为三层，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外国传·和兰》）西班牙国王曾跟麦哲伦签有协定，任命他做航行中发现的一切地区和岛屿的总督，这一特权可子孙相传，并允许获得这些地区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11]可见，欧洲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政策，依仗快枪利炮，是推动新航线发现的根本原因。
明代，我国对海洋航道的认识，主要是由郑和七次下西洋所获得。即从苏州刘家河出发，经东海、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先沿孟加拉海湾航线，再沿阿拉伯湾，或进入波斯湾；或进入红海；或沿非洲东南沿岸西行，如能继续前行便可达到好望角，可惜未这样做。《外纪》介绍了欧洲来中国的两条航线，西线是：由欧洲里西波亚都城（乃西班牙属国都城，见《外纪·以西把尼亚》），“候西南官舶，春发入大西洋，从福岛（非洲西南之加那利群岛）之北过夏至线，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逾赤道而南，此处北极已没，南极渐高，又过冬至线，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好望角附近），见南极高三十余度。又逆转冬至线过黑人国（莫桑比克）、圣老楞佐岛（马达加斯加）夹界中，又逾赤道至小西洋（印度洋），南印度卧亚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风有顺逆，大抵亦一年之内抵小西洋。至此则海中多岛，道险窄难行矣。乃换中船，亦乘春月而抵则意兰（斯里兰卡），经榜葛刺海（孟加拉海），从苏门答腊与满剌加（马来西亚南部）之中，又经新加步峡（马六甲海峡），迤北过占城、暹逻界，阅三年方抵中国岭南广州府。”东线是：“自以西把里亚（西班牙）地中海，过巴尔德（直布罗陀）峡，往亚墨利加之界，有两道：或从墨瓦腊尼加峡（麦哲伦海峡）出太平洋；或从新以西把尼亚界（今海地、多米尼亚），泊舟从陆路出孛露（秘鲁）海，过马路（鲁）古、吕宋等岛，至大明海以达广州。”艾儒略还说：“儒略辈……皆从西而来，不由东道而来，”原因是西线比较近。从《清史稿·邦交志》看，直到清代康乾时，仍是欧洲国家诸如英国等来中国通商，未见中国去欧洲通商。因此，《外纪》关于世界海洋航线的叙述，扩大了我国对寰海的认识。
《职方外纪》成书距今已有370多年了，它在我国是最早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之一，提高了我国关于地球及地理制图的认识水平。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角度，《外纪》是就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献。它还能够和《明史·海外传》互为补充，了解异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物产鸟兽等，同时亦说明明代关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东南非洲的认识，也丰富了世界区域地理的内容。《外纪》作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最早书籍之一，开拓了明末及清代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视野，为推动学习欧洲先进科技、洋为中用，无疑曾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意大里亚》，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影印《二十五史》（1986），第10分册，第929页。
[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1984，《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技出版社，第34-35页；310-313页。
[3]艾儒略，《职方外纪》，初编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影印（1936）。
[4]《明史·徐光启传》。
[5]《明史·艺文志》。
[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组，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第一分册），科技出版社（1976），P.232。
[7]《明史·天文志》。
[8]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PP.2-9。
[9]《明史·外国传》。
[10]《明史·郑和传》。
[11]雷宗文，1982，海洋探险，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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