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的分类体系更能代表上层文人的取向，这种分类体系也出现在了宋代的笔记中。在笔记中，作者记录了一些怪诞的事情，这些事有的是虚构的，有的则来源于历史或文本材料。起初，笔记以记录自然现象和反常事物为主。但到后来，这两类话题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笔记开始记载对宫廷事件的回忆、名臣和官场经验。（45）
另一方面，虽然《太平广记》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类书，但这部书代表了下层文人的取向，也符合中国的养生传统。这种传统渗透在大众宗教和医学中，旨在使人延年益寿和长生不死。这两种宋代类书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但它们之间的分歧一直持续到了晚明，胡文焕的《格致丛书》就是一例。（46）
作为学者、出版商和收藏家的胡文焕在晚明的生活
通过胡文焕的多篇序言，我们可以了解他作为学者兼出版商的生活和工作。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杭州的收藏家和出版商，胡文焕对书籍的再版可以视为一种家族文化传统。从1592年到1597年，他为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写了49篇序言。在杭州和南京的刻书店胡文焕及其同僚整理了500部著作，并将其中一部分选编进增订本的《格致丛书》或由他刊印的其他文集。
胡文焕有许多朋友，他们也对出版业感兴趣，在编书方面给予他很多帮助。除了校勘，他们还为胡文焕的丛书写序言和颂词。其中一位是张伦，他是胡氏家族的塾师。这就意味着，张伦也是位精通传统学问的生员。但与胡文焕相似，他在科举上也没什么建树。另一位是陈邦泰，他帮助胡文焕刻印书籍。胡氏家族在杭州的书店名叫“胡陈大印刷书坊”，可见陈邦泰对这家店的重要性。（47）
胡文焕是一名官办学校的学生，他可能购买了生员的头衔，以期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与李时珍相似，胡文焕在古典文化和文学方面造诣颇深，但也没取得更高的功名。到了晚明，在全国50000名生员中，只有1200人能在三年一次的乡试中脱颖而出，中举的概率不到3 %。因此，像胡文焕这样的人大多会名落孙山。按照明代的规定，如果生员要保持特殊的法律地位，他们就要参加两年一次的续期考试。胡文焕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没有上指定的学校。地方官学的数量不断增加，以满足屡试不第又无处可去的落榜生。（48）
胡文焕有两处居室，一个是杭州的“文会堂”，另一个是南京的“思淳馆”。他还有一个别称叫“洞玄”，这说明他对大众宗教中的神秘主义感兴趣。作为明朝在南方的首府，南京以及苏州、杭州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出版中心。因此，尽管许多书籍是在杭州印的，但胡文焕非常看重南京的图书市场。胡文焕兴趣广泛，从正统典籍到关乎养生的深奥医书，他都有所涉及。这与他参加科举考试和自幼体弱多病的人生经历有关。（49）
除了书籍和文献，他还收集古玩和乐器。胡文焕对茶、酒和香料也颇有兴趣，他将这些东西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书店出售各种各样的丛书或单行本，这使他获得了经济收益。虽然胡文焕并未捞到一官半职，但书店的利润还可以使这个兴趣广泛的人维持一种文人学者的生活方式。到了明代晚期，像胡氏家族这样的商人和文人收藏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有所增加。1613年，胡文焕终于在湖南某县的衙门里找到了一份差事，他先是协助县官处理事务，后又从事行政工作。在他离开后，胡氏书坊就逐渐衰落了。（50）
总之，胡文焕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商人兼学者。虽然后人认为他的书版本价值不高，但他在1613年之前编辑、整理和印刷的大部头丛书还是为当时的人保留了许多珍贵文献。（51）
文献的内涵
晚明日用类书的涌现--其中一些收录进了胡文焕的《格致丛书》--说明读者对各类事物、现象和事件拥有广泛兴趣。明代学者的知识积累仍然没有超越道德和哲学的框架，这个框架影响到了正统学说对自然世界的分类，古典知识也与之有关。这些古典知识显然包括了古代的神秘主义大师张华。在帝国晚期，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逐渐定型，张华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古代词语和自然史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古代文献及其注解中的知识还是显得不足。（52）
文人学者按时间或主题为类书和文集作注，这是编排内容的一种方式。事物、事件和各种异常现象通常是以文字形式表述的，但有时也会配有插图。在一段时间之后，注释超越了任何分析，成为了内容在文本中的生命。因此，着迷于词源学的中国文献学学者也会进行自然研究。既然先贤们创作出了表示某些现象的词语，那么在梳理古典学问的系谱时就不应忽视这些词语的重要性。在近代早期欧洲，与自然史相关的物品是展示在博物馆中的。而中国却表现出另一种科学文化，在胡文焕编辑的文集和类书中，自然现象被转化成了文字，这就需要通过分析文本的方式进行解读。（53）
葆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表达了对自然的新态度，即将自然视为一个可收藏的实体。这位学者还认为，新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近代早期欧洲科学文化中的自然史里。普林尼（Pliny）在他的著作《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中给自然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定义，他认为自然包括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收藏了技术和珍奇异物的早期自然博物馆就建立在这一思想之上。文献的广泛传播、不断增多的旅行、航海发现和更为系统的交流方式使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体验出现了爆炸式的增加。建立私人博物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从18世纪起，国家开始资助私人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藏品是声望和权力的象征，无限的知识使17世纪的收藏家感到快乐。（54）
葆拉·芬德伦的三段式包括了语言学、哲学和社会学，这种模式使博物馆拥有了思想上和空间上的准确性。博物馆是体验自然、在社会学意义上进行收藏以及体验其文化逻辑的地方。而在帝国晚期的中国，对知识的收集和分类是体现在文集和类书中的。正如博物馆深深地植根于欧洲百科全书目录所体现出的传统，晚明的日用类书也是古典知识的集中体现。在类书中，拥有特权和学识的人有权对这个知识世界进行汇总和分类。其他人可以阅读他们购买的文献，并以此方式参与知识汇总的工作。
在杭州和南京的出版界，胡文焕兼具商人、学者和出版者的地位使他既参与了高雅的学术研究，同时又能出版面向大众读者的书籍谋利。他从词典和自然史中收集、再现知识，这种学术研究增加了他的威望。胡文焕将自己对事物和现象的好奇心升华成为一种适于绅士举止的美德。而且，李时珍更具分析性的药典使他的身份接近于自然物或信息的收集者，这种身份类似于研究事物的道学家（Learning of the Way scholar）或收藏家。（55）
如果说博物馆是充满百科全书式的梦想和16世纪人文主义者进行交际的地方，那么晚明时期对事物信息的收集还不能算是展示（在博物馆）和操作（在实验室）的前兆。李时珍当然是位自然学者。而且，他展开了收集中草药之旅，这一过程是通过实地调查和梳理文献而完成的。他的自然研究一直围绕着治疗展开。其次，他也十分关注生物的名称，因为这些名称有助于对草药进行分类的研究。为了使人们恢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健康，医生一直在全国范围内生产着大量的药物及其附属品，但明代类书的收藏者（如胡文焕）从未表现出从实验室中获得纯粹经验性知识的倾向。李时珍也是如此。（56）
在近代早期欧洲，绅士们会增加博物馆中的动物骨骼和化石，他们用这种方法来丰富收藏体验。实验性展示所表现出的新文化使博物馆成为了蕴涵医学知识的地方。在那里，药剂师和医学教授展开了对知识控制权的竞争。不过，自然科学的现代分类对16世纪欧洲自然学者的意义并不比它对晚明学者的意义更大。如果将表现近代早期欧洲科学文化的文献和表现晚明自然知识的文集和类书进行对比，那么我们就应该质疑过去作为序言的历史目的论。（57）
作为一种研究，收藏改变了欧洲自然研究的界限。在自然研究中，新与旧并存，无形的神秘和可见的展示并存，这些特点在欧洲和晚明的早期自然史中普遍存在。即便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后，中国和欧洲没人将自然科学加以区分，也没人给予自然科学特殊待遇。在之后的17世纪，在培根（Bacon）的影响下，欧洲学者用新的经验主义取代了旧有的自然哲学。在耶稣会士抵达中国之后，伽利略（Galileo）、笛卡儿（Descartes）和牛顿（Newton）又将经验主义变成了欧洲物理学的基础。（58）
明代中国努力将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常化，这种努力将收集来的信息转化成了一种通过研究类书就能得到的古典知识。上述过程以正统的道德教化为后盾，“格物致知”就是一例。早期词典和明代类书成为了文本博物馆，而不是自然的缩影。16世纪90年代，胡文焕努力收集各种类书，将其编辑成一部合集，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他的努力并非绝无仅有。胡文焕的经济实力可以使他印制、出版许多他认为符合“格物致知”思想的书籍。他对古典文献的重建使他能够以这些文献所体现出的正统主义为基础去扩充他的丛书。这套丛书所蕴涵的知识超越了官方知识的界限。
注释：
①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1-17，作者认为，社会主义者通常会将“社会”视为导致历史现象的唯一原因，但社会参与者和社会网络之间的交流应该是更合理的解释。同样，我们可以说，欧洲资本主义是大量历史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应将其单纯地归因于经济现象。一个膨胀的概念既有客观的成分，又有虚幻的成分。
②Karl Marx, Dispatche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p. 3-47、212-258.与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最感兴趣的是“资本”的形成，它的影响不容小觑。对照Albert O. 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 69-113。感谢乌尔里希·施泰因沃特（Ulrich Steinvorth）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见。
③对照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pp. 173-218。
④Joseph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3-81.另见Su Yongqiang苏勇强，Bei-Song Shuji Kanke Yu Guwen Yundong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Northern Song Book Printing and the Ancient-style Prose Movement），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⑤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⑥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参阅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ucson, AR: AAS reprint series,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
⑦参阅James T. C. 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1959, 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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