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阐述了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一命题在地方史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就北京[①]区域环境与其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谈谈个人粗浅看法。
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可以理解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地理环境指的是作为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依托的自然界。从上述意义来讲，我们应该从社会经济活动当中考察地理环境与北京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一、北京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人类文明的地区之一这一历史特点的形成是与本地区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北京远古时代优良的地理环境为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基本条件。
至少在670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形成了今日地貌发育的雏形。[②]在更新世这里已存在许多哺乳动物，仅从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就有99个种类。[③]从生物演化的进程来看，哺乳动物的存在意味着距离人类的出现已为期不远了。
原始人类一出现就同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必须从自然界找到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和居息处所。据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研究成果表明，在更新世中期周口店一带属于高山与平原、森林与草原交接的丘陵地区，山区的石灰岩洞穴是猿人理想的住所。气候较今日温暖湿润，动物种类很多，有大量的被子植物，为原始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更多地依附于自然界，这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④]因此，周口店地区早在50多万年前成为原始人类生活的地区决不是偶然的，是地理环境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结果。除了西部山区之外，数十万年前北部山区也有人类祖先居住[⑤]。
从原始文化遗存的分布看，远古先民们主要活动在低山区或丘陵地带，而且靠近河湖水域。北京猿人遗址附近有周口店河，怀柔县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物散见于汤河水域，平谷县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则分布于洵河流域。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从山区洞穴转移到近山的台地或河谷地带定居，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畜牧业生产，土地、水源对人们显得更为重要。这时人类的遗址或遗物基本上沿着现今流经北京地区的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五大水系分布于北部和西部郊区县。[⑥]
第二、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要有一定的地理条件作基础根据一般规律，选择城址要考虑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交通便利三个必要的条件。现已发现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古城址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对当时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与交通情况作过具体分析，[⑦]那时北京小平原三面环山，正南一面通向华北大平原。由于东南面有大片沼泽，难以通行，所以华北大平原与北京小平原之间唯一的通道是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行进。从考古资料可知，北京地区早期存的两座重要城市，即董家林古城与蓟城都座在这条南北交通线上。董家林城地处西山脚下的高台平地上，三面临水，大石河（今琉璃河）紧靠城南流过，从城垣遗址看到南面墙基已被大石河水冲毁。尽管蓟城城址难以具体确定，但知大体在今日北京城区的西南部，比位于房山琉璃河一带的董家林古城更为优越。蓟城已深入北京小平原的腹地，便于控制从这里南下、北上、东出的交通，而且位于永定河冲积扇的脊部，符合“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⑧]的条件。金代以前北京城址都是在东周时期蓟城城址基础上扩展与移动。这是同早期蓟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分不开的。后来，元大都城址选在金中都城的东北郊，从莲花池水系迁移到高粱河水系[⑨]，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既可找到新的水源，解决漕运及城市生活供水问题，又能美化城市环境。
第三、地理环境影响着北京地区形成多样化的经济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北京地区早期经济结构的形成正如上述情况，直接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其地理方位是南接中原，北连朔漠，东面近海，西邻太行。地貌类型复杂，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皆有，气候、土壤、水文均有差别。永定河等水系按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扇形分布。这样的地理条件绝不可能形成单一的经济结构，必然是多种经济并存。
先秦时期的蓟城地区农牧经济并重，“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⑩]丘陵地区有“枣栗之饶”，史书记载：“燕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11）]附近山区盛产矿石，这里很早以前手工业就很发达，金属冶铸是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近海地区还有“渔盐”之利。秦汉以后，这里与中原地区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的联系，中央政府在蓟城以北的郡县组织屯田守边，使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古渔阳郡属狐奴县，地势平坦，有沽水与鲍丘水流经此处，水源充沛。东汉渔阳太守张堪在该地区组织屯田，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开垦农田达8000多顷，产生了积极的后果，不仅促进汉代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不同经济区彼此间有很大的互补性，促进地区之间商品交换的发展。北京自古成为“勃碣之间一都会”，既是中原与塞北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商贸集散的中心。经过1000多年的开发，这个地区在隋唐时期已形成了以封建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农业经济为主要内容，多种经济并存的封建地方经济体系，“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12）]
以上三个方面，使我们从社会经济领域看到地理环境对北京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对自然界只存在单方面的依附关系。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具有制造工具，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就同自然界形成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关系。从北京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存中也不难看出生产工具的进步与发展。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采用砸击法打制简单粗糙的石制工具。平谷马家坟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工具，其加工打片技术已改进为锤击法，但是石器种类单调，只有单刃刮削器。[（13）]上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制工具更有明显的进步，不仅种类多样，加工方法也分打制、琢制、磨制等多种。[（14）]原始社会生产工具不断演进的过程表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不断增强，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在不断进步。
历史上，北京地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突出业绩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路桥建设早在秦帝国建立之时，为了加强国都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广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起点“东穷燕齐”的驰道修到蓟城，按照规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15）]又以蓟城为中心，在战国时旧商道基础上开凿通往蒙古高原、松辽平原与辽河下游平原的交通。隋朝再度出现大一统局面时，又通过驰道进一步沟通这个地区与我国北方其他地区的联系。
至于桥梁建设，最突出的是金代明昌年间建成的广利桥（今卢沟桥）。在南北交通要冲卢沟河渡口处架起石桥，改变了“草草舆梁枕水低”的交通不便状况，大大改善了运输条件。尤其使人称道的是，桥墩朝上游一方呈船形，分水尖上有三角形铁柱，以防冰河解冻时自上游顺流而下的冰块撞击桥墩，大大稳固了桥基。历时800多年，石桥依然牢固屹立，展示着雄姿，使今人不能不为先辈们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智慧与气魄而折服。
二是水利工程建设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北京地区大型水利工程是曹魏时期修建的戾陵堰与车箱渠。这项工程的内容是拦河筑坝，开渠导流，将水引入高梁河，以扩大河流两岸的灌溉面积。后经扩建与再建，又在高梁河上游自西向东开水道，连接潞水。该项工程不仅使万顷农田灌溉受益，还沟通了东西两大天然水系，对历史上北京郊区水道网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水自梁山西北方向出山，而时人“登山以观源流，相水以度形势”，[（16）]决定在梁山南麓修建堰坝，利用山势作屏障，避免出山后的激流直接冲击大坝，减缓河水进入车箱渠的流速，再顺势凿渠引流。这项工程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及改造自然方面的成就，对后人有很大启示。建国以后修建的永定河引水工程就是沿这条古渠道的走向平行开凿的。
为了改善水路运输，早在建安年间，曹操调集民工在蓟城附近开凿平虏渠，“自呼沲入泒水”，又开泉州渠，“从沟河口凿入潞河”。[（17）]隋朝大业年间开凿大运河，其北段名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第一次开辟了直抵蓟城南郊的南北航道。
女真人迁都中都以后，出现城市水源紧缺，漕运艰难的困境，中都东去通州25公里，没有天然水道。每年汇集通州的上百万石漕粮，只靠落后的陆路运输工具，实难解决运送任务。金代曾开金口河引卢沟水，由于“水势浑浊”，“不能胜舟”；又利用西北郊泉水与高梁河水，在城北修闸河东接潞水，也因水源有限，“舟胶不行。”[（18）]
元代，在郭守敬主持下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于至元年间开凿了通惠河，其上游修白浮堰，将白浮泉水西折，汇同玉泉山诸泉水，入瓮山泊，再经旧渠道通高梁河注积水潭，又东南辟水道连潞水，再与运河衔接。[（19）]这项工程的最大成就是在北京小平原西北山区找到新的充沛水源，然后修渠筑堰科学导流，再建10处水闸调节水量以保障航行。有元一代，江南漕船沿运河北上，入通惠河，直抵大都城内积水潭码头，水源充足，解决了漕粮入京的困难，还美化了城市环境。可以说，通惠河工程是北京历史上改造河湖水系的一项创举，对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北京城址从元大都时起得以放弃中都旧址，由莲花池水系迁到高梁河水系。
当然，地理环境也不是任凭人类随意支配的。如果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北京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例如，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大修城池与皇陵，破坏了通惠河的水源，此后，水源紧缺一直是制约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活用水的主要障碍。又如，数百年前，北京森林覆盖面积是很大的，象明陵所在地天寿山树木成林，但至清初，据记载：“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翦伐尽矣。”各陵所建宝城处“旧有树，今亡。”“有松园，方广数里，皆松桧，无一杂木。嘉靖中，俺答之犯，我兵伏林中，竟不得逞而去，今尽矣。”[（20）]由于滥施砍伐，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生态平衡。森林面积减少，其危害一直影响到当代，北京解放之初，只有少量次生残林，森林覆盖率仅为1.3%。[（21）]
自然环境对于北京社会政治方面也有重大的影响。我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北京由地域性的城市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之所以成为政治中心，除政治、经济与民族关系等多种原因外，其自身具有的适宜的地理环境，亦为重要的条件。
第一、特定的地理环境为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奠定了经济方面的基础辽金以后，在北京地区定都的五个王朝中有四个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北京相继成为少数民族王朝的都城，根本原因是这里的经济水平高于少数民族本部地区，以此为都与少数民族社会封建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辽国升幽州为陪都南京（燕京），实际上辽南京的作用大于国都上京临潢。南京“水甘土厚”是辽国主要农业区，“膏腴蔬蓏果实稻梁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22）]辽政府半数的赋税收入来源于南京地区的田赋。后来的金主完颜亮看中了“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而都城会宁府为“黄沙之地”，“非帝居也”，[（23）]才将国都迁至燕京，定为中都。随之内迁的女真奴隶主贵族，仅仅经过半个世纪便转化为封建地主。迁都促进了中都女真政权的封建化。
第二、在选择都城时要“有险可恃”，具有军事战略价值的地理环境是重要的条件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古代的北京地区既可成为中原国家的北方门户，又可变成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腹地的跳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辽、金以后五个朝代的“胡”汉斗争中，更形成了谁占有这里便意味着谁可以取得天下的局面。史家就这一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作过许多分析，这里不作详细论述。契丹统治者占据燕云十六州，最终与北宋划地为界的成功经验曾为他人称道：“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亡辽虽小，止以得燕，古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因而金人看中“燕盖京都之首选也。”[（24）]女真统治者占据了这个地区得以稳固半壁江山。元主忽必烈建大都城是为了“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25）]明成祖迁都北平是因为这里“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握中原之夷旷”，[（26）]控制大漠以北的蒙古族势力。曾经居京多年的明代学者刘侗比较洛阳、长安与北京三处地理方位之后认为：“中宅天下，不若虎胝天下，虎胝天下，不若挈天下为瓶，而身抵其口。雒（洛）不如关、关不如蓟”因此得出“守雒（洛）以天下，守关以关，守天下必以蓟”的结论。[（27）]明代对北方的防御重点在山海关至居庸关一段长城沿线，又在重要交通线上设城堡，如京北沙河一带筑巩华城，“南护神京，北卫陵寝，东可以蔽密云之冲，西可以扼居庸之险”，[（28）]又在畿辅咽喉广利桥东筑拱北城，设兵防守京师西南门户。
第三、地理位置适当，可以更好地发挥国都的政治职能关于这一点，金国由会宁府迁都至燕最具有典型性。金主完颜亮颁发的《议迁都燕京诏》中曾提到“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府州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闫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燕京乃居“天地之中”，南迁都城可以解决“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的困难，可以“保宗世于万年”，使“四海一家，安黎元于九府。”[（29）]
第四、北京的地理环境与封建大一统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都意识正相吻合历代王朝统治者选择都城时都非常重视城址方位与山川形胜。在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势下，统治阶级以皇权为出发点考察、审视国都的地理环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天子至尊，六合之内必以天子为中心。霸突鲁建议忽必烈迁都的理由是“具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30）]李洧孙作《大都赋》颂扬“惟国朝体元继天，奄有六合”，一国之都应“如众星之拱北极，如百川之朝东海。”如从国都的方位看，“仰观天文，则北乃天之中也”，“俯察地理，则燕乃地之胜也”。明代胡启先作《皇都大一统赋》，从皇权角度阐述了京师的地理大环境：“今之皇都，古之冀州。伊洛距其前，恒岳倚其陬。环西山而作城，界东海以为沟”。“阻居庸古北以为关，则远人震慑；辟赵魏齐鲁而成衢，则侯甸来朝”。[（31）]这些封建文人的颂扬之词不外乎要说明：“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32）]象征着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帝业永固。
其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物尽为帝王所有。历来“天子以六合为家，以四溟为池”，位居于京师若坐堂而俯庭。为了布宣政令和收缴八方贡赋，动用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筑路、建桥、修凿河渠，开通海运，并形成以帝都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驿传体系和运输网络。使四海之内“庶土百珍，集于天都”，其南“千艘万舻，达于张湾之泸”；其西“千轮万毂，屯于张掖之郛”；其东“来于蓟门之碛”；其北“度于居庸之陉”。[（33）]封建国都的根本职能在于统治和压榨全国人民，聚天下之财富归皇室私有。但是经过历代修建的水陆交通网，“来百货之纵横”，客观上促进了京师商业的繁荣，并为日后北京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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