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同地理条件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在一般情况下，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发展的特点，间接作用于文化类型的形成与发展。象河谷地带适宜发展农耕经济，农业生产周期性强，人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条件，精耕细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化，具有细腻、保守、内聚力强等特征。草原上的牧民逐水草迁徒，长期同大自然搏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化具有粗犷、豪放、坚毅勇敢等特征。
北京历史文化具有极大的兼容性。由于北京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区与北方游牧文化区的交接地带，两种文化交汇融合是其重要表征之一。大体说来，先秦时期北京地方文化较多地显示草原文化特征。考古界的研究成果表明，夏、商时期，北京地方文化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燕南类型的内涵，与商文化同时并存。从出土的文化遗存看，墓葬形制与中原一样，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在器物的类别与工艺制作技术方面也与中原相近似。但是在丧葬习俗方面有差异，死者置头东脚西，东向朝日乃游牧族的习俗。另外，陶制器皿和青铜器物有独特的器形，如陶制的筒腹鬲、鼓腹鬲造型浑厚古朴；折肩罐、折腹盆有明显折棱，棱下多有朱红彩绘纹饰，反映制作者具有鲜明个性，纯朴、坚毅、突出自我意识，正是游牧文化的特征。还有造型特异的装饰物，包括扁平喇叭形的金质与青铜耳环，螺旋形指环等。[（34）]值得注意的是，从北京出土的商代文化遗存看，这种土著文化较多地存在于下层民众当中，应该是受当地农牧混合经济的制约，而奴隶主贵族则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35）]
秦汉以后，农耕文化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变化反映在经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促进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中央政府重视地方兴办教育，用儒学教化百姓，以汉族经济和文化为主导，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等等。但是决不能忽略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一重要原因。秦帝国建立后，为了北御匈奴、东胡等族，在旧燕、赵、秦三国长城基础上连接修筑长城，在北京小平原以北的一段，利用山势“以险制塞”。以后历代王朝不断加修，大大增强了抵御游牧族南下的防守力量，保护了燕山以南的农耕经济与文化。与此同期，秦代平毁了旧燕国南长城，此后又不断修驰道、开运河，大大加强了北京地区与黄、淮，乃至江南经济与文化间的联系。北京地区自两汉时期经学、教育发达；隋唐时期佛、道两教盛行；宋元以后理学兴起，无一不是自中原文化与经济往北传播的结果。
风俗文化是有地域差别的。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内更加显著。各地不同的风俗依靠传承作用，可以延袭上千年，因此风俗文化最能体现地方文化的特色。
民间的消费生活习俗与当地的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直接相关。由于北京地区风沙大，水源紧缺而洗濯困难，所以北京居民服装历来取深色，可以防尘耐涴。北京的农产品以小麦和杂粮为主，因而风味食品多以面粉制成，北京人喜吃烧、烤、涮食物，是从草原牧民的食俗演化而来的。在居住方面，北京住房以砖、木为建筑材料，山区院落就地取材，以石块垒砌院墙；平原地区农户往往以黄土防筑围墙，或是用秫秸杆扎篱笆护院。四合院的大门多开在东南方位，如果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早在6000至7000年前，北京地区的住房就在东南方向开门，[（36）]这是古人为了适应自然环境，更好地避风与采光而长期逐渐形成的居住习俗。古代北京的交通运输工具以畜力为主，则是适应当地走旱路、山路的缘故，而且这个地区自古畜牧业就比较发达，燕北的环境适宜饲养马匹，清代仍有“冀野多名马”的说法。
北京在岁时节令习俗方面有独特的习惯，例如：清明节“踏青高梁桥”，欣赏郊野风光。端午节游金鱼池。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南方过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活动，而北方则以“驰马走解”代之。每逢九月九日重阳节时，都人“提壶携榼，出郭登高”，民国以来“多至北海公园之白塔山上”，登高远眺。[（37）]上述这一切都是适合北京地理环境的娱乐活动，构成了一幅老北京极富情趣的民俗画卷，均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理环境自然也会成为文化创作活动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对象。历代文人学者留下了不少以北京地域风土人情为创作题材的文艺作品、地方史志和历史地理著作。大量的地方志书已成北京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自不必说。有关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地理著作也是一批文化财富。“居庸关上子规啼，饮马流泉落日低。雨雪自飞千嶂外，榆林只隔数峰西。”这是清代学者朱彝尊由京城出塞，于傍晚抵达居庸关时所看到的动人景色，生动地描绘了山区天气瞬息万变的特点和处于峪谷之间的地理位置。“连山东北趋，中断忽如凿。万古争一门，天险不可薄”。从元代文人描述的诗句中又可领略到该地山势险峻和雄关屹立的情景。[（38）]还有一些学者的足迹走遍京郊诸地，经过实地考察，又参阅文献资料，写出《帝京景物略》、《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等著作，以见闻记实、考证等不同写作体裁，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地理、风物、气象等多方面的资料。例如，《北游录》是我国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谈迁的著作，其内容包括清顺治年间他在北京时的日记和见闻记录，留下了极罕见的气象资料。我们仅以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农历正月的日记内容为据，[（39）]当时北京的气候特点是冬日多雨雪，晴天多刮大风，天气寒冷。上述一些著作充分反映了北京地方的人文地理诸方面的特征。
注释：
①历史上北京的名称及行政设置多有变化。本文提及北京区域一律按现今行政区划范围，其名称也采用现在的称谓。
②霍亚贞主编：《北京自然地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③李炎贤、计宏祥：《北京猿人生活时期自然环境及其变迁的探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9卷第3期。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第22～23页。
⑥参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图。
⑦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二。
⑧《管子》卷一《乘马》。
⑨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64页。
⑩《周礼》卷八，《夏官司马》下。
（11）《战国策》卷二十九燕一。
（12）杜牧：《樊川文集》卷二《战论》。
（1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第24～25页。
（14）详见《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9年第8期。
（15）《汉书·贾山传》。
（16）《水经注》卷十五《鲍丘水》。
（17）《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8）《金史·河渠志》。
（19）详见《元史·河渠志》。
（20）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
（21）《北京晚报》1989年9月30日。
（22）《契丹国志》卷二十二。
（23）《大金国志》卷十三《海陵炀王纪年》。
（24）《金史·梁襄传》。
（25）（26）（32）《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
（27）《帝京景物略》刘侗叙。
（28）《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七《京畿》。
（2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二。《大金国志》卷十二《海陵炀王纪年》。
（30）《元史·木华黎传附霸突鲁传》。
（31）《日下旧闻考》卷六《形胜》。
（33）《日下旧闻考》卷七《形胜》。
（3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2编第1、2章。
（35）详见《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36）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编第2章。
（37）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岁时》，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印本。
（38）孔繁敏主编：《历代名人咏长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7页，163页。
（39）谈迁：《北游录》，《纪邮》上。
【参考文献】
1.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2.霍亚贞主编：《北京自然地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
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4.[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5.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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