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至十六国时代（公元317-420年）的佛门弟子法显因著有《佛国记》而闻名于世。《四库全书》独具慧眼把《佛国记》列入史部·地理类。《辞源》、《辞海》都收录了《佛国记》条目。《辞源》说它“是我国现存有关海外交通的最早的详细记录”；《辞海》也说它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关陆海交通的最早详细纪录”，还说它“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①。
的确，《佛国记》并非释家专著，因为所述广涉中外陆海交通，因而早已为中外学者所注目。据报载，近年来又有人经过穷研详考，报捷新获。笔者鄙陋，学殖荒疏，拟就目力所及，作一综合评介，以为学人参考。
一、法显其人及其书《佛国记》
法显（约337-约422年）俗姓龚，东晋-十六国时代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梁·慧皎《高僧传》有传。兄弟4人，其中3人早夭，父母担心他难得养大，于法显3岁即度为沙弥，后因重病送住寺院。迨父母双亡，法显决心出家，20岁受比丘戒。《出三藏记》说其“志行明敏，仪轨整萧”。法显在长安，常“慨律藏残缺，矢志寻求”。
十六国时代后秦姚兴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亦即东晋隆安三年），法显偕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今印度）寻求戒律真经。他们于次年夏天才到达甘肃张掖。在这里，和另一批西行求法的僧人僧绍、智严、宝云、慧简、僧景等相遇，于是便结伴同行。途中艰险，莫可名状，书中多有生动记述。以当时的旅行条件，确如作者所说：“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所以，就有人半途折回，有的病死异乡，有的虽历经磨难，达到天竺，却再也不敢原道归来，只得久留不还。
只有法显精诚遂愿。他历经30余国，长达14余年，不但取得了他热切渴望的多种佛经梵本，归国后还住建康（今南京）和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一道在道场寺潜心翻译出了部分，并且又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第三人称的口吻，简要而生动地记述了他所经历的各国佛迹、民情、风俗和其它教派以及山川、地理情状，这本书就是《佛国记》。
《佛国记》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重视，早被译成多种外文行世。日本支那内学院刻印题作《历游天竺纪传》，称其此举为“取材异邦，发扬古籍”。日人足立喜六又著《考证法显传》，辨析厘定，足资参证。
二、《佛国记》之谜及其前辈诸家的破译
《佛国记》最惹人注目的是，作者提到他曾因迷航到达一个“耶婆提”国。“耶婆提”到底在哪里？法显的航程到底经由何处？这是一个“谜”。如今已经1600年了。现将《佛国记》所述归途遇险，以致误入“耶婆提”国一节节录如下：“初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到师子国。同行纷披，或留或亡。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直大风，舶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须臾。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云，亦无所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恍若火色。商人慌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石锚）处。至天明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直伏日，则无活路。如是九十许日，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无足言。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于是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是岁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矣。”据此，清末丁谦著《佛国记地理考证》，认定“耶婆提”即婆罗岛。他说：“核其方位里程，即婆罗岛无疑。婆罗，《隋书》作”婆利“，与”婆提“音谐，上多一”耶“字音者，殆梵音译土语故耳。”按：“婆罗岛”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唐总章二年（669年），曾遣使至中国。
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对于丁谦推断，明确“按曰”：“耶婆开化较迟，对音亦异，丁（谦）说自不足信。”这是因为《佛国记》明言：“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无足信。”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的结论曰：
“质言之，记文简单，无可比勘，而耶婆之名，昔人复为混用，究为今爪哇抑苏门答刺，一时尚难论矣”②。
著名学者梁启超倒是抱着一种极为实在的态度。他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的《中国印度之交通》文中③，说到法显行程所至之“耶婆提”时，特地注明：今地待考。此书尝收入《饮冰室专集》，于1936年初版。
著名学者汤用彤在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于“耶婆提国”下作了夹注，称：“即Yaradhipa地应在今日苏门达拉岛上。”④“苏门拉达”是“苏门答腊”的异写。先生谨慎，只是估计、推测，故而用了一个揣摩的助动词“应”。
“耶婆提国”究竟何在？差不多是近世纪来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难以破译的“谜”。
三、躲在深闺的近人《法显发见西半球说》
著名学者吕思勉于1934年在世界书局出版了一本《中国民族史》，内附近人《法显发见西半球说》一文。此文根据法显《佛国记》所述行程，作了精辟的剖析，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文章在略述《佛国记》之后，说：
案师子国，即今锡兰（现改为斯里兰卡）。本欲自锡兰东归广州，乃反为风所播，东向耶婆提国。耶婆提者，以今对音拟之，即南美耶科陀尔国，直墨西哥南，而东滨太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两音多相混，如婆薮槃豆，一译作和薮槃头，是其证。耶婆提，正音作耶和提，明即耶科陀尔矣。世传墨西哥旧为大国，幅员至广，则耶科陀尔，当时为墨西哥属地无疑，所以知耶科提必在美洲，非南洋群岛者，自师子国还向广州，为期不过四十六日。（原注：据《唐书·地理志》）故法显失道，商船亦赍五十日粮。今遭大风，昼夜十三日，始至一岛，又九十日而至一国，合前三日计之，已得一百六日，是东行倍程可知。况南洋“师子国，途次悉有洲岛；当时帆船，皆傍海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无底，不可下石，而九十日中，又不见附海岛屿，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岛。逮至耶婆提国，犹不知为西半球，复向东北取道，又行百余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东行，又百许日，则还（环）绕大西洋而归矣。当时海师，不了解地体浑圆，惟向东方求径，还（环）绕大西（洋），进行既久，乃轶青州海岸之东，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达牢山（崂山）。是（法）显非特发见美洲，又还（环）绕地球一周也。这一段话，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剖析得入情入理，细腻明确。作者认定：法显所到的耶婆提国，乃是在墨西哥南部、而东滨太平洋的当时墨西哥属地的耶科陀尔国。其论据是：
1.古今语音变异。法显所记耶婆提，正音当作”耶和提“，故”明即耶科陀尔矣“。本来，外语记音，惟近似耳，迟至今日，不假国际音标，只用汉字标识，亦是如此。
2.自师子国（斯里兰卡）还向广州，如不失误迷路，当时不过46日可达。而法显所乘商船，却走了106日，这是由于”东行倍程“所致。
3.当时帆船航行，皆傍海取道，而自师子国（斯里兰卡）始发，沿途都有洲岛。可是《佛国记》说他们曾经处于”海深无底，不可下石“的境地，并且”九十日中，又不见附海岛屿。因此，作者断定：法显“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岛”。
4.法显复乘商船东北取道希望回到广州，结果环绕大西洋达到青州海岸，西北折行12日方达牢山（崂山）。
所以，作者说：法显非特发现美洲新大陆，他还环绕地球转了一周。
根据上述材料，应该说：最先发现“法显发现新大陆”的，是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一书附录的写作《法显发见西半球说》的那位“近人”。这位“近人”提出这一结论的时间至少在《中国民族史》出版的1934年以前。
可惜的是：这位“近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事迹行状更难以稽考，而他的文章《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实乃石破天惊，足以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可是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当然，也许由于其时国步艰难，民族危机深重，学术研究更是荒芜寂寥，以致未能引起学界广泛的重视。不幸之中，有赖历史学家吕思勉慧眼独具，能以其博学重望，于大著《中国民族史》附录，才使我们后学得窥全豹，才未曾湮没于汗牛充栋的故纸尘堆。说来也许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乎！
四、欢欣之余的遗憾
1994年4月9日《解放军报》刊载邱明义、连俊义先生合著的文章《谁先发现新大陆--中国高僧法显比哥伦布早1080年到达美洲》，说是：
一个石破天惊之说出现了，我国学者、我军离休干部连××（按笔者隐名）向世界宣布一个结论：中国高僧法显比哥伦布早1080年到达美洲大陆，也就是说，法显比哥伦布先发现新大陆！此说一出，世界舆论大哗。
读此大论，真是令人惊心动魄。1994年4月18日《报刊文摘》随即摘要转载，影响很大。
据文章介绍，连××是于1963年翻阅有关鉴真和尚的大量资料时，才偶然“结识”他的同乡、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位高僧法显的。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连××才开始着手研究法显。文章说，连×ד整整花了30年的心血”，才将法显的“航海路线和到达地点”“查证得一清二楚”。
但是，究其论证思路和所得结论，和吕思勉《中国民族中》附录的那位近人所作的文章《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完全一致，真乃“英雄所见略同”。
应该指出的是：这位“近人”发现“法显首先发现新大陆”，即以吕思勉转载《法显发见西半球说》的《中国民族史》出版的1934年为期，和《解放军报》1994年发布“石破天惊”的新闻报道相比，要早出整整60个春秋。即从连××于1963年着手研究算起，“近人”的文章结论却早在30年前即已刊发。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于1934年出版，“近人”的文章至少刊发在这个时间之前。
应该承认，相对于“近人”的结论而言，连先生自有个人的发现，时代在进步，他的论证自然周全、严密而更趋科学。连先生的潜心研究和将此结论弘扬光大，其功昭著不没。
问题是，“近人”的劳绩亦不可抹煞。尊重前人的劳动和智慧，当是学人的应有情操和品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了许多无名作家的作品。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当然，连××的研究也许完全是在封闭中完成，只是和他人撞车而已，并且，尤有详考细辨、发扬光大之劳。但是，就整个学术界来说，我们对待前人的文化遗产，却是不应该闭目塞听，跟着一起叫唤“皇帝的新衣”。那样，不但不是连先生自己的心愿，恐怕也不是宣传连先生的先生的初衷。学术的生命在于忠实，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科学。
连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为国人增了光，这是值得庆幸、令人欢欣鼓舞，可是宣传连先生的大块文章，却对“近人”只字不提，这又令人不胜遗憾之至。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乃是学人奉若圭臬的至高准则。
注释：
①《辞源》1979年修订本，第191页；《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235-236页。
②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版。
③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107页。
④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转引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