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序》：“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以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按：二者的观察视角基本相同，表述虽然差异不小，但意思基本相同，特别是在指出清初之世“实学”兴起及乾嘉之世经学、小学兴起这两点上基本相同。唯邓实对于道咸今文经学的兴起持贬义⑦，而王国维对于道咸之学则持褒义，并将其与“乾嘉专门之学”、“国初诸老经世之志”联系起来。这一分歧大约与二人治学差别有关，邓实虽然主张汉宋兼治，但其偏于古文经学。王国维并非研治经学出身，其治蒙元史实上接道咸。此外，《寿序》主人公沈曾植之学也曾“为道咸之学”，故其对道咸之学多有肯定。
第五，对自身所处时代学术情势的判断：
《今论》：“今日之变，则上古所未有也。”
《寿序》：“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蓋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
按：二者都意识到学术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邓实希望真正的汉学、宋学复兴，甚至希望在“孔子六艺之外，而更立一学派”--“周秦学派”。王国维则认为将清初之学和乾嘉之学优点结合起来才是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二者这种判断的误差，主要是由于二者所处时代及治学取向的不同。邓实处于新学勃发的观念解放时期，学界主流都希望能创出新学术，造就新社会，但他们在内心深处又希望用中国的学术来保持中国的特性。王国维等“遗老”学人，遭遇政权覆亡和社会变动，一方面希望的是用传统学术来传承道德伦理，以使中国之为中国；另一方面亦希望能继承发扬乾嘉学人求真实证的治学精神。
通过对比可知，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在几个主要方面与邓实的“清学三阶段论”都相同或相似。邓实之文发表在前，王国维之文写作在后，故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极可能源自邓实的“清学三变论”，或至少是受到了邓实《国学今论》一文的影响。之所以有如此判断，不仅仅是因为邓实文章先发表，且王国维读到此文的可能性非常大⑧，而且还有一个可以作为有力旁证的现象：王国维还有其他两篇文章的观点也和邓实的两篇文章相近。
1905年2月，王国维在《教育杂志》第93号发表《近年之学术界》，其中指出“近三四年，法国十八世纪之自然主义，由日本之介绍而入于中国，一时学海波涛沸渭矣”，“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留学生“以纯粹科学专其家者，独无所闻”，“近年之留学界”，又“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利之目的”，不肯钻研学术，学术之争“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为一目的也”。最后他指出“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2]（P122-125）。1903年1月，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政论与科学之关系》一文指出：“今日日本之输入泰西学术，输入其政论者耳，吾国转贩泰西学术于日本，亦转贩其政论者耳”；由于政论易作且“其风潮入少年之脑筋也易”，而科学则恰恰相反，故“学人之好为政论者多”，“好为科学者鲜”，但科学不发达“而与论国群政教鲜不大缪”；政论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日本而传入中国，“今之操政论者”，其“质点之未分，原理之未明”，“贸贸然”地进行政论，将会产生祸害中国的效果，故他指出“今日言中国莫不曰师日本矣，然东瀛学风其影响于吾国学术界者唯政论唯（为）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而唯喜政论而不喜科学，将来流弊恐为吾群之害，有非新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吾甚愿诸君子之一审焉”[10]。从以上征引的文献来看，二者的主旨基本是相同的，即：批评有政治目的政论，提倡踏实的学术研究。而且二者的一些判断也是相似的，如认为政论源自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日本而传入中国，中国的政论家学无根柢又热衷于发表容易打动青年人的政论。1911年2月，王国维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撰写了序言，其中提出了“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观点，认为应当努力于追求真正的学术，而不必争执学术的新旧、中西、无用有用[3]（P129）。这一学不分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观点，邓实在1907年3月发表的《拟设国粹学堂启》一文已有所阐述：“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而无用。而不知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有学；学之有用无用，在乎通大义，知今古，而不在乎新与旧之分”[11]。不难看出，邓实此文的主要观点已基本具备了学无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思想萌芽了，只是他不能如王国维那样用易让人理解接受的现代学术语言将其学术观点清晰、明确、简练地概括出来。
三、清末学人对清学发展历程的梳理
从学术发展的理路来看，无论是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还是邓实的“清学三变论”，其实都可视为是清末学人对清学反思的结晶。虽然在1820年代西方的现代史地知识和学术信息就开始传播到中国[12]（P32-33），但西方学术开始对中国学术产生全方位的冲击则要到甲午惨败之后。“割台湾偿二百兆”的惨痛教训唤醒了国人“四千余年大梦”[13]（P1），“海内稍有知识者，咸恍然于新旧之相形，其势不可以一日安”[14]，以历史学为前锋的西方现代学术大规模涌入中国，不仅摧毁了“华夷”观、“天下中心”观等曾经主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传统观念，而且也给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曾经被认为是赋予了承载帝统、道统与伦常大义的经史之学，因为在救亡方面的无力、无用[15]（P44），正面临着“学亡”的巨大压力。就中国学术内部发展的轨迹而言，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以复古为解放”，至清末时期已经到达了“复先秦之古”且再无“古”可“复”的阶段[16]（P7）。换言之，在甲午之后，中国学术外部承受着西方现代学术涌入的竞争和无力拯救世变的巨大压力，内部发展亦无可以继续开发的资源，走到了必须进行全面反思，然后吸纳“外学之真精神”以使中国传统学术焕发新光，并担负救亡图存重任的地步[17]（P108-110）。在“兴学以救国”等观念的影响下，以从反思谋发展为旨归的学术史研究在清末十多年间迅速发展起来[18]（P126-131）。此一时期的学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反思中国学术史，不仅仅是要“于我国学术源流派别疏通证明原原本本”，使“阅者得此可以知读书门径”[19]，而且要“钩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20]，以为中国学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发展寻找新路径。这种反思、梳理学术史的风气至民国初年仍然热度不衰，即使是以“遗老”面目示人的罗振玉、王国维也在有意识地从事着学术史梳理的工作⑨。清末以来梳理学术史的学人们虽立场不同、视角不同，但因从事学术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中国学术发展寻找“康庄大道”，故他们的落脚处大多是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反思与梳理⑩。
章太炎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21]（P181），他在1900年结集刊行了旨在“引导读者反省中国统治学说的形成和变化，再由历史转向哲学和社会学，讨论由比较中西学说而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又转向讨论社会改造，纵论古今，衡说中外，从不同制度对比中引出他的关于社会改革的全面设想”的《訄书》[22]（前言，P9）。数月之后，章氏又为《訄书》“补佚”了《辨氏》、《学隐》二文，《学隐》实质上就是一篇关于清代学术的反思。在1903年春天，章氏又完成了对《訄书》的重订，其中关于学术史的梳理更为明显。该书第一篇即为学术史的文字--《原学》，此后多篇都有学术史梳理的内容，尤为重要的是第十二篇《清儒》，实系清末第一篇系统梳理清代学术史的重要文字。在该文中，章氏并未明确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期，但其论述的内容则已显示出这种分期的意识：满清政权“多忌”和“愚民”的政策，导致“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始自顾炎武，但清初硕儒“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其主要人物则惠栋、戴震，此后学术又分途而行，“有常州今文之学”，至道光时期，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并倡今文经学，龚自珍“亦治《公羊》，与魏源相争誉”[22]（P155-158）。关于此文尚有两点可稍稍申说：（一）此文是章氏从学术“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的角度来考察学术流变的清代部分，故其立论多瞩目于学者的学术品格与学术形态之得失；（二）章氏既然提到了魏源的“经世”取向，显然是已注意到了道咸时期西北史地等学术研究的兴起，只是此处他着眼于“经学”，故未提及。但总体上来看，章氏此文实际已经将清代学术三阶段的轮廓初步予以勾勒。
梁启超可能是受到章太炎《清儒》一文影响而梳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个学者[23]（P581）。作为较早反思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的清末学人，梁氏在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明确提出了“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的观点[24]。从《新民丛报》第3期始，梁启超开始连载被誉为“第一部有系统之中国学术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25]。该文在连载到第六章《佛学时代》后，因梁氏前往美国游历等事而停止，直到1904年9月24日《新民丛报》第53期才开始重新连载第8章《近世之学术》。在此文中，梁氏对清代学术进行了分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即“自明永历（即清顺治），以迄康熙中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大儒“抱经世之志，怀不世之才”，在学术上开疆拓土，影响至大；第二期为雍乾嘉间，由于文字狱屡兴，“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惠栋、戴震为其领袖；第三期为道咸同间，龚自珍、魏源将刚刚复兴的今文经学发展光大，魏源“又好言经世”；第四期为光绪年间，因康有为倡言孔子改制，“于孔教宗门以内，有游、夏、孟荀异同优劣之比较，于孔教宗门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异同优劣之比较”[17]（P82-108）。梁氏此文还有两点应注意：一是行文中小节标题等时间表述和他在最后列出的“清代学术变迁表”的时间表述有少许差异；二是他在“清代学术变迁表”下附注说明“上表不过勉分时代，其实各期衔接搀杂，有相互之关系，非能划若鸿沟。读者勿刻舟求之”，显示出作者对通过划分阶段来反思学术发展历程这一做法的正确态度。
可能受到章太炎影响，并在《清儒》等论著的基础上对清代学术进行进一步梳理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刘师培[26]（导言，P9）。1904年12月，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近儒学案序目》，对清代学术进行了简要梳理，认为黄梨洲、顾亭林、孙夏峰、李二曲等明末清初学人治学去空取实，到了乾隆时期，戴震倡导实学，“道咸以来，治学之儒多以汉学为破碎”[26]（P142-143）。刘氏此文虽然是从汉学宋学的发展及其分合为着眼点，但仍可看出他实际上也注意到了清代学术发展三个变化显著的阶段。刘师培的这一观察在1907年6月发表的另一篇清代学术史的重要文章--《清儒得失论》中也有更清晰的体现。刘师培在此文中认为“考证之学，发原顺治、康熙间”，顾炎武、张尔岐等人在挽救明朝政权失败后，“乃以说经自勉，而其志趣于求是”；到了乾隆时期，“及四库馆开，而治汉学者踵相接”，戴震经学冠绝一时，后学众多，汉学遂大发展；到了道光时期，“经济之学”受到重视，不仅今文经学发展显著，而且“若夫朴僿蹇冗，文采不足以自表，则旁治天算地舆，以自诩实用”，徐松等人开始研治西北史地[26]（P168-172）。虽然刘氏在《近儒学案序目》中明确指出清学第三阶段是“道咸以来”，在《清儒得失论》中未特别清晰地指出第三阶段的时间起始点，但综合来看，刘师培是以清学发展三阶段为框架来反思梳理清代学术史的。
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邓实之外，皮锡瑞是另一个将清代学术进行阶段性分析的清末学者。皮氏被认为是“用会通的眼光来写中国经学史的第一人”[23]（P579），他在1907年刊行的《经学历史》，被认为是一部“为经学史开了一新途径”的著作[27]（序言，P14）。在这本书中，皮氏认为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其发展大约有三次变化：“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嘉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27]（P341）。虽然皮锡瑞着眼于经学，但经学却是清学的内核，故从此清代经学三变而推演出清学三变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须特别指出的是，皮氏此文对清代经学的第三阶段时间的界断与王国维1913年为《盛京时报》所写的那篇文字的界断是相同的，即“嘉、道以后”，但所指内容仍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与其他学者无大不同。
概而言之，从章太炎《清儒》篇始，经梁启超、邓实、刘师培、皮锡瑞等人的阐发，在清末时期，学人们在清代学术发展历程这一问题上，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清代学术发展经历了顺康时期、乾嘉时期、道咸时期三个特色各异的发展阶段。这一共识与王国维提出的“清学三阶段论”无论是在时间的界断上，还是特色的概括上，无疑是基本相似的。
四、余论
学术观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通过文献的参校异同，往往不仅可见其“流”，而且常常也可追溯其“源”。王国维之所以能以千余字清晰地概括了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延续趋向，并简明精炼地提出“清学三阶段论”，除了王氏自身独特的学术素养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站在了章太炎、梁启超、邓实、刘师培等人的肩膀上，吸纳综合了他们的心得与识见。而细细考索文献，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这个学术观点，可能有比邓、刘、梁、章等更为久远的渊源。
第一个可能的渊源是《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此文指出“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最后一变是清代学术：“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27]（P1）。从思路上来看，清末学人将学术发展历程分期概括与此文相似；从对清代学术发展的历程特点来看，清末学人的概括和此文对从清初到此文写作的乾隆时期的学术发展之概括相似度也较高。
第二个可能的渊源是朱次琦。咸丰八年（1858），朱次琦开始在故乡礼山讲学。朱氏讲学“上辨古人，下穷今日”[29]（简朝亮序，P2），对于学术也注重梳理源流，如关于清代学术，他认为“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多尊汉而退宋，以考据为宗”；顾亭林之学“可行于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纪文达汉学之前茅也，阮文达汉学之后劲也，百年以来，聪明魁益之士多锢于斯”等[30]（P48-55）。朱次琦的这些观点虽然不甚明显，但亦能显示他有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试图。朱氏的这些观点及其取向，可能会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到清末的学人。一个途径是朱次琦-简朝亮-邓实，另一个途径是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11）。第一个途径因为没有发现简朝亮关于清代学术的系统论述尚不能坐实，但第二个途径则可以勾勒出基本的线条：康有为在《长兴学记》的开首就指出，“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30]（P341），康氏讲学亦特别关注“古今学术源流”，如《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万木草堂口说》、《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等文献中颇有一些内容是康氏对清代学术发展的看法，其中的一些论断能看到朱次琦论清学的影子（12），另一些论断则可看到梁启超论清学的影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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