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战俘问题上的出尔反尔遭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丘吉尔在议会发言时公开批评了美国在板门店谈判中停滞不前的消极立场，认为是美国在拖延停战协议的达成。他呼吁立即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尽快解决朝鲜问题。加拿大政府对美国政策的多变表示震惊，外交部长皮尔逊尖锐地谴责了美国的僵硬立场，认为中朝5月7日的方案已经在战俘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谈判。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缅甸等国都对美国谈判政策的倒退表示“忧虑和担心”。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艾伦于5月19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西欧盟国普遍对美国“不妥协”的谈判立场感到不满，并对美国未与他们进行磋商就贸然作出重大决定的作法表示严重关注。他建议政府在谈判中尽可能采取灵活的态度，而不是使和谈归于破裂。[④e]
盟国施加的压力势必会对美国的政府决策起一定的牵制和约束作用。在讨论第147号文件时，美国领导人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该文件所提议的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作法不会得到盟国的同意，这样的行动将会使西方联盟关系出现危机。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美国的看法总是与盟国多少有些不同；如果当时美国作出使用这种武器的决定，“将会使我们和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鉴于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停战谈判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这使美国决策者愈益感觉到，他们并不能为了取得“令人满意”的停火而为所欲为。
制约美国扩大战争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苏联的威慑力量。同杜鲁门政府一样，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美国进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招致苏联的卷入，从而使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收拾。美苏冲突的可怕前景，不能不使美国在决策过程中有所顾忌，采取一些相对谨慎的行动。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中、朝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迫使美国决策集团最终不得不放弃扩大战争的冒险企图。至1953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陆军部队已达19个军，总兵力达135万余人，还有20多万兵员集结东北，随时准备补充前线；朝鲜人民军兵力也增加到6个军团。此外，中朝军队的装备大为改善，阵地更加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处的一份报告曾正确地估计说，中国军队“士气旺盛，后勤供应充分，纵深防御极佳，且在人数上居于优势”。美国情报部门尤为关注中国空军力量的增强，认为中国在东北和朝鲜集结了2350架各类飞机，其中包括1000架喷气式战斗机和100架伊尔-28喷气式轻型轰炸机，在战斗效能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情报部门警告说，鉴于中朝军事潜力日益增强，倘若它们发动攻势，“联合国军”的处境将岌岌可危。[①f]
四
1953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到了紧要关头。美国政府通过几个渠道向中朝施加压力，试图迫使其在战俘问题上再作出让步。25日，美国方面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规定所有非遣返者，都应移交给中立国委员会接管，印度在该委员会中担任主席，在经过120天的解释后仍未遣返者或是获释成为平民，或由联合国召开政治会议来解决。美国政府指示谈判代表团应向中朝方申明，美国的这一立场是“最后的”，并建议休会一星期，以便使对方有充分时间考虑这一方案，倘遭拒绝，则终止谈判。[②f]
施加压力的另一途径是敦促苏联说服中朝接受美方建议，美国国务院指示驻苏大使波伦，要他转告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美国最近提出的谈判方案是美国的最后立场，具有“极大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美国已为弥合谈判双方之间的距离“尽了最大的努力，走到了极限”，倘若未能在这一“最后谈判条件”上达成一致，那将会导致“美国想极力避免的局势的产生”。国务院还提醒波伦，在向莫洛托夫重申美国的立场时切不要给人以最后通牒之嫌。[③f]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它对中国施加的最大压力是核讹诈。5月初，美国将核弹头运至冲绳。21日，杜勒斯在印度公开向中国发出威胁。他告诉尼赫鲁总理说：“如果（朝鲜）停战谈判破裂，美国将很可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这或许会导致冲突范围的扩大。”同时又说，只有“发了疯的人”才相信美国会扩大这场已经损失15万人和耗资100亿到150亿美元的战争。杜勒斯确信，他的警告由新德里传到了北京。[④f]
其实，美国发出的种种威胁纯属虚张声势。在谈判桌上，双方的立场渐趋一致，谈判进展较为顺利。至6月8日，终于就战俘遣返问题达成了协议，消除了朝鲜停战的最后一个障碍。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1953年9月，毛泽东在分析美国接受停战的原因时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⑤f]对于中国来讲，接受停战的考虑也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中朝军队在作战能力和战场态势上均处于有利地位，掌握着主动权，这时易于实现和平并能得到保障；第二，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出兵参战的目的即是为了使朝鲜问题能够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经过近三年的艰苦较量，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实现停战在政治上、外交上对中国都是极为有利的；第三，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加紧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快使国民经济状况得到根本的好转。
但是，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对于朝鲜停战的原因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片面夸大美国核武器的威慑力，一味强调美国的军事恫吓和讹诈对中国领导人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确信，中国之所以在战俘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乃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施加了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不少美国学者也认为，朝鲜战争的停战，与美国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密不可分，甚而是核威慑的直接结果。显然，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纯属主观臆测。
第一，中国领导人从来就不相信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武器，认为原子弹只不过是美国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样子虽然可怕，但实际上并不可怕，而且，原子弹已非美国独有，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它的作用也就越小。相反地，美国的人口、工业高度集中，原子弹对它的威胁更大。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领导人一直对核武器在战场上的作用抱蔑视和怀疑态度，坚信志愿军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地保住阵地，击退敌人的进攻，而且也完全能够对付敌人的核打击。
第二，中国领导人一直就高度注意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并作了充分的准备。艾森豪威尔一上台，1953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提醒说，美国正试图增强南朝鲜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封锁中国海岸，利用国民党军队，轰炸中国东北，甚至考虑使用原子弹。同年2月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首先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并不惧怕战争。如果美国新政府还有意于用和平方法结束朝鲜战争，那么，它就应该无条件地恢复板门店的谈判。如果它仍然执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仍然无意恢复板门店谈判而继续和扩大朝鲜战争，那么，朝中人民在这方面也将继续斗争下去，并且是有充分准备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政府扩大战争的图谋洞若观火，但决不会因此而在美国的威胁、讹诈面前屈服、让步，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周恩来后来在外交部的一次会议上谈到美国的公开威胁时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击破。”[①g]
第三，美国的核讹诈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决策都没有产生什么作用。为表示和平诚意，尽速实现朝鲜停战，中朝方面在3月30日、5月7日先后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主动作出较大让步。艾森豪威尔也承认，中朝5月7日的建议构成了“可以接受的停火协定的谈判基础”。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所谓美国向中国发出核威胁之前。事实上，就在美国政府内部加紧策划扩大战争计划和叫嚷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发起了强大的夏季攻势，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美李矛盾，而且也有力地促使美国政府加快作出妥协让步的决策。
第四，尽管杜勒斯一再声称他发出的核威胁由尼赫鲁转达给了北京，但尼赫鲁对此矢口否认，说他从未将这类信息告诉中国领导人，这就使得杜勒斯的核威胁论不攻自破了。[②g]那种认为“是美国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才导致朝鲜停战”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注释：
①a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一），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13-114页。
②aRobert Donovan,Eisenhower:The Inside Story,New York,1956,pp.114-115.
①bWilliam Manchester,American Caesar:Douglas MacArthur,New York,1978,pp.688-689;Stephen Ambrose,Eisenhower:The President,New York,1984,pp.34-35.
②b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一），第147页。
③b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Vol.15,Washington,1984,pp.769-770.
④bFRUS,1952-1954,Vol.15,pp.825-827;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125.
⑤bFRUS,1952-1954,Vol.15,pp.817-818;John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e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1987,pp.125-126.
①cFRUS,1952-1954,Vol.15,pp.838-857;Edward Keefer,“PresidentDwight D.Eisenhower and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Diplomatic History,Summer 1986,Vol. 10,No.3,p.273.
②c《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③c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国际事务概览，195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Burton Kaufman,The Korean War:Challenges in Crisis,Credibility,and Command,New York,1986,p.307.
①dLeonard Mosley,Dulles:A Biography of Eleanor,Allen,and John F.Dulles and their Family Network,New York,1978,p.332;Emmet Hughes,The Ordeal of Power,New York,1963,p.105.
②dFRUS,1952-1954,Vol.15,pp.892-895;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210.
③dFRUS,1952-1954,Vol.15,pp.908-910;Foot,The Wrong War,p.212.
④dFRUS,1952-1954,Vol.15,pp.975-977.
⑤dFRUS,1952-1954,Vol.15,pp.1059-1064.
⑥dFRUS,1952-1954,Vol.15,pp.1064-1068.
①eHerbert Parmet,Eisenhower and American Crusades,New York,1972,pp.302-303.
②eFoot,The Wrong War,p.215.
③eCallum MacDonald,Korea:The War before Vietnam,The Macmillan Press,1986,pp.178-180;Britain and the Korean War,Oxford,1990,p.86.
④eKaufman,The Korean War,p.316;Rosemary Foot,A Substitute For Victory: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at the Korean Armistice Talk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171-172.
①fFRUS,1952-1954,Vol.15,pp.867-869.
②fFRUS,1952-1954,Vol.15,pp.1085-1086.
③fFRUS,1952-1954,Vol.15,pp.1108-1114;Roger Dingman,”Ac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88/1989,pp.86-87.
④fFRUS,1952-1954,Vol.15,pp.1068-1069;Robert Divine,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30.
⑤f《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1-102页。
①g《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页。
②gRosemary Foot,”Nuclear Coercion and the Ending of the Korean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88/1989,Vol.13,No.3,pp.104-105.NU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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