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唯有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要求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速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都是很不熟悉的，他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认为国务院尤其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 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前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轰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 月中下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王鹤寿10月29日给中央报告中就说：“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毛即予批示：“此件很好。这是我要鹤寿写的。”可见钢铁战线上“一场真正的革命”，也是毛亲自发动起来的。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的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马钢宪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苏联组织工业生产几十年摸索出来曾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在合理地组织生产方面，是经过多年实践的，现代大工业本身，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工艺流程和生产部门进行监控，以实行优化生产，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经验和定论，否认“马钢宪法”，认为它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浪费了几十亿元钱，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离群众需要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哄动起来，形成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所必然要求的，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取其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作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违反客观规律，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 少走一些弯路。 1957年以后，“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但后者也包括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势不再像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判断世界形势正走向缓和。苏联方面也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 毛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到1962年时，“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多久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1958年，又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号博士头衔”。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三十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重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五十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1928年时的1/5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后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为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1959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然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1958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中的思想当然还是源自于毛，是他当时清醒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本人既为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催促，热衷于搞群众运动，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1956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八大对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更加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是造成“大跃进”局面的兴奋剂。
回顾起来，当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作战略性转移，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之时，毛泽东却日渐骄傲、自负起来，他越来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展一人专断的局面。这也同回顾历史正面经验有关，促使他只迷信自己的一套，赞赏“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此话列宁说过，斗争王明路线时毛也说过）这样的话，表示过“只要正确，就不要推，不如我独裁”的想法。因此把批判“反冒进”同反右斗争相联系，早已越过了经济发展方针的分歧本身；实质上这是毛个人否定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严重事件。而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的否定，则基本上改变了当年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状态下，毛个人无论怎样发挥想象，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到快得不能再快的地步，也不会再受到任何制约了，终于形成上上下下察颜观色的局面。如钢产指标一再加码，粮食产量一升再升；在几年之内，不仅超过英国不算回事，就是超过美国也理所当然。回顾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郑州会议开始提出所有制方面乱来的问题之后，毛仍不愿降低钢的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一个“反击”，“大跃进”又起高潮。直到1960年9月，局面明显太严重了，才被迫同意调整， 而此时国家的经济已沉疴难起了。1960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 年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实际只有4000 亿斤（公布7500亿斤），1959年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1961年2800亿斤，降到1951年水平。因此发生人口年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这种猛增猛降、大起大落自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毛泽东关于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
“大跃进”年代还出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当年毛泽东所试图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在思想和理论根源上，要比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和超高速发展深远得多。它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社会性的大改造，或者说在改造社会方面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认识，都全面表露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窥其堂奥。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超越”性的实践，并不如一般所说，仅指人民公社化运动--那只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已；这个“超越”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摹写或设想，包括了城市、农村、思想、理论、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每一个人自身。因此，它是极其广大和复杂的党国体制和思想体系，是新旧观念交织在一起，又从主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观潮派”、“算帐派”和“攻击者”、“诋毁者”的话，却被历史证明是逆耳忠言，是交心真话。
我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过：“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上，毛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大同’方面，连康有为的一些认识也未达到，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性是相当轻视的，总希望找到尽早过渡之‘捷径’。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度中，凭主观想象、任意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根本变动，还名之以‘超越’前人，其后果是何等的灾难性。”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围绕人民公社而构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或称设计的共产主义的远景，主要以旧的思想材料为源泉。例如关于“大公社”的思想，毛的设想大多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58年2、3月间，他在同陈伯达的谈话里，就说过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 月在广州同刘少奇谈公社问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转述了毛对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即乡村中的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各级学校、科研机构、各种服务行业、公共食堂、应有尽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这仍能看到“新村主义”的明显遗痕。1958年7月，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 正式公布了毛对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文学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也没有超出上述旧思想材料。毛的这些想法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便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
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毛泽东上述关于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这种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毛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大”（政社合一，乡政合一）和“公”（提高所有制范围，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负盈亏，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什么他要从旧的思想素材中汲取养料，塑造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面貌呢？直到去世之时，他毫无反悔之意，还惟恐后人否定了他的这些作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基本思想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身可能并非是错误的，如追求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等等。其谬误性在于“空想”是从单纯的想象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可以依赖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而发展的社会形态。再深入一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公正、平等和对公有制度的追求，正是对贫穷、分散、分化、偏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空想的美好，正是对社会丑恶的折射。无论西方的空想论者如欧文、傅立叶，还是东方的康有为等等，无不从此出发去阐述自己的理想和设计。对他们说来，公有制度或共有制度是解决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最佳选择。换而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解决生产力问题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贫穷的关键。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拉平”主义，即平均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易于接受公有制的原因，恐怕亦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根源，也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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