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深层意识上，是否受这种产生于落后经济条件下的空想影响，实值得后人研究。早年，由于家庭身世的原因，他对旧中国特别严重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已有了深刻的感触和一定的思考。 1918年以前，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五六年中，曾读了大量的经世济国的书籍。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尔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这些思想材料无疑给他的思想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旧思想材料中的乌托邦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强的共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投身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激烈的武装斗争，人类历史罕见的艰苦环境，尤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下，长期受压制受委屈的处境，使他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也积蓄了最高的才智。他终于创造了一整套在落后国家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和经验，这几乎使他享有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武装斗争之父”的声誉。但是，武装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是一回事。对于建造新的社会，他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毛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最不熟悉、未彻底接受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第一性”，这些唯物史观的观念。他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希望“向地球开战”，甚至是以冒进的形式，牺牲平衡的方式，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但那更多地是从“求强”，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愿望出发。至于如何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求得人民的富足，在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基础上再考虑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则是非第一位的构想。相反，他甚至顾虑人富了，要变质，“变修”，因此要“趁穷过渡”，等等。他留恋的，肯定的是战争年代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可能使人的精神境界纯洁而高昂，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升华。
“趁穷过渡”，具有典型的“空想”特征，也表现了毛泽东宁愿以一种更高的公有制，而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解决社会差别的意识。显然，在经济条件十分低下的状态中，设计和追求社会组织的“大”和“公”，是典型的“空想主义”和乌托邦。--因为它们是离开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早在合作化初期，毛就主张迈开快步伐，其主要的担忧，就是如搞不及时，会出现两极分化。1953年关于山西合作化的争论，1955年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公”意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于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真正提上了日程。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毛当然不是未予理解，但他更有兴趣的，是对社会的改造，是社会关系和所有制的改造，是求得真正的公正、共有和平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所以后来那样钟情于搞“学大寨”运动。可以说，这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一当群众中出现生产上的联合愿望，他立即捕捉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动向，提出了“人民公社”和一整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而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时，人为提高所有制的程度，或人为地拉平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以为如此一来，社会的共有和公正就实现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种小农的“共产主义”。
果然，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一切落后的东西都破网而出，最典型的就是破坏性极大又屡禁难止的“共产风”，“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打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杀猪卖牲口，有的生产队干脆组织起来进行“瞒产”，站岗放哨，像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由于那些类似“新村”的作法，如生活集体化、公社食堂等等，不久即引起农民的反对，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强行维持一时而已，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可以说在几个月中就遭到了失败。
1958年11月以后，他开始了解到农村中急于过渡，已引起了一片混乱，于是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问题。1959年初，又不得不确立基本队有制（大队）的原则，以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践寄予深情和展望。例如1958年11月6日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范县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是什么呢？还是那一套所谓“把全县九百九十三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二十五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的吹牛皮，所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这套小农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确实始终极感兴趣。1958年12 月7日、10日，他又在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可见其感情与意识中同传统中国的空想主义有很深的沟通。他希望在中国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而又始终解脱不开经济、文化都处于很低水平的农民空想运动这个情结，当然是无法实现“超越”的。有人说，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点燃了一个幻想，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人民公社化的继续发展），来达到那个“圣境”，结果屡遭挫折。我则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既有十分高远的想象，又有丰富的历史素养，独独缺少对人类（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其中有为马克思所总结过的，也有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新发展的，他都不熟悉，或者茫无所知；同时又违背革命年代自己的经验，急于求成，不是脚踏中国实际，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终于造成了晚年的悲剧。
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仍执着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可见他所受到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
当然，仅仅从旧的思想材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毛的影响，去分析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但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曾对他的空想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形成了某种“发展”了的状态，今天很多人把这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在这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应译“权利”）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58年11月，毛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但问题是，毛感觉到文章要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产品上面，即寻找一条具体和“创新”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未能解答的。毛泽东认为，全党大办工农业，几个并举和群众运动，是高速发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而在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形态领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途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这个思想。
从“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几乎从未放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执著简直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地。1975年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可以说把他的这种观念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毛的这种执著确实值得加以分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具有理论上的科学预见性。但他又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权利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就被说死了，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已被剥夺，但在交换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权利还存在着，由此造成的事实的不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国家则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在理论上就成了难翻之案。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已建成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的党内，并没有引起后来像中国那样高度的理论重视，却在毛的思想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以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深刻思想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空想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了“共鸣”。
前文说过“空想”的错误性不在于“空想”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时间和条件，把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作一种真实。毛泽东受小农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空想论，刚好可以马克思、列宁的“资产阶级权利论”为“武装”。毛的这种空想，即企求在低物质水平上实现社会平均与公正的特征的思想，终于在这里找到奥援，因此，他试图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例如级别、地位、薪水乃至商品、货币等等，甚至认为这些差别是万恶之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看来，是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实践。于是提出恢复供给制；通过所谓教育革命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干部下放，来缩小城乡差别，等等作法风行于世。似乎这样一认真推行，马上就可以达到理想之境了。毛泽东在倡导破除法权时，又常常带着对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依恋，认为“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 小时的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进城后，后退了。”于是要填补这些“鸿沟”，要超越。这些想法同他脱离实际的空想论，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但这种貌似“超越”的做法和追求，并非使社会有所前进，而是向低经济水平的社会形态靠扰，其平均主义的目标模式，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实行商品生产，更同今天实践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能再世的话，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变化，也会重新考虑“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至少我们原来估计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进入一个完全公有制，没有商品，只用“劳动券”的社会构想，已是很不现实的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再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途径，首先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再进一步追求均富；而不是立即消除一切不平等，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穷过渡”的方式，已逐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所认同。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那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甚至应该不做现实的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除必须指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固有的空想主义一面外，还应承认他所受到的理论，历史的局限，他毕竟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领袖。他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由历史证明是办了蠢事。如不加以彻底清算，悲剧难免重演
我在《龙胆紫集》中有这样的句子，“看事容易做事难，事非经过不知艰，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倾囊赌棍然。”这是指毛晚年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法，并希望大家能引以为鉴。“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我们子孙后代都应不断从中吸取教训。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研究我们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正如开篇所说，历史为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是有限度的，任何试图跨出这个舞台，作“超越历史”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败绩。就此而言《历史决议》的判断是正确的：“总路线、大跃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而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遗憾的是，党没有有效地制止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以致他将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端。“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党或者某个人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请不要忘记1978年经济上的新冒进。）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尤其因为事实上还有“理论家”或“权威人士”在写洋洋大文，想根本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想根本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他们留恋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等等。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两大错误：“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虽然党已经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大有人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彻底的清算，经过这样的清算之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从彻底批判错误中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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