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和整个世界史研究一样，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国人寻求国家强盛的曲折经历和中国知识分子报国报民的拳拳之心。
一
中国第一位真心实意希望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是林则徐。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在广州任职时组织幕僚编写了《四洲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外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些记载多有似是而非之处〔1〕。林则徐未能出版《四洲志》，他在充军途中将书稿交给魏源。1841年，魏源将搜集到的各种见闻、笔记、奏折等与《四洲志》合为一书，取名《海国图志》。书中除收入了《四洲志》全文外，又增加了关于英国其他方面的许多摘录，其中摘自《瀛环志略》的一节文字最详且相对准确，不过仍然有一些是道听途说。
自鸦片战争起，为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西方国家历史中寻找它们富强的原因。左宗棠在为《海国图志》重刻本所作的序中说：“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驰。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搆兵思逞……”〔2〕。 将西方的强大归于器物之发达，这是中国人受到西方“器物”打击后第一个本能的反应。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英国史研究），就是在这个“经世致用”的背景下开始的。到光绪年间，许多西方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英国史著作。笔者所见到的最早一部纯英国史译著是《大英国志》，刊行于光绪七年（1881年）。该书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他向中国介绍英国历史，意在说明英国的强盛是上帝的旨意，一切国家“所以盛衰升降者之原于上帝”〔3〕。 这是第一部较完整地介绍自古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史译著。
英国史知识也出现在早期出版的世界通史译著中，这些译著包括《泰西新史揽要》（1898年）、《万国通史》三编（1900-1905年）、《万国史略》（1906年）等等。其中《万国通史》30卷包括“英吉利志”4卷及“大英属地志”2卷，有关英国的内容是在所有各国中占篇幅最多的。该书序言明确提出，“必先知其国之历史而后可知其国政治”的思想〔4〕。 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器物”上升到“制度”。这种倾向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英民史记》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其中说：“欲得其国治乱之迹、盛衰之由，求之于条文，不若求之于历史”。作序者进一步说：“命自东徂西，匝行一周，于文明诸国之政治，窃欲抽绎而比较之。及过英之伦敦，见其君主立宪，上下有章；日本维新，多由取材--尤我国异日之准绳。 “〔5〕这就更清楚地表明了作序者的思想，即认为中国欲富强，应以英国为榜样。
20世纪初发表和出版的文章书籍，越来越多地注意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介绍。1906年，《北洋学报》连续14期刊登了《英国变政小史》。这是中国学者所作的第一篇向国人全面介绍英国政治制度及其沿革的长篇著述，其中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冀借古事以申今情，采邻輶而鸣遒铎，或于吾国政界亦无小补乎“〔6〕。作者的用心十分清楚。同年， 《政艺通报》刊登了《英国宪政论》；1907-1908年，《中国新报》连载《英国责任内阁之沿革》，《宪政杂志》刊登《述英国地方自治》等。中国知识界这时对英国政治变革发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固然与清廷下诏”仿行宪政“有关，但主要还是希望以英国的政体为蓝本，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与此同时，通过对英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知识界也从中吸取了另一种思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作新社出版了《英国维新史》一书。该书以英国革命为题，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后被斩首的历史。全书不过132页，但目的显然是为了颂扬英国革命 。该书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英国所以能至于今日之强盛者，不可谓非革命之功也！”
二
探寻中国富强之路当然不限于政治方面，同时也涉及其他领域。严复在1903年《政艺通报》上发表《计学大师斯密亚丹（亚当·斯密）传》，其动机显然是鼓吹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1907-1908年，《商务官报》又接连刊登了关于英国商贸的文章，如第23号发表的《英人论自由贸易》等。
不过，使更多中国学者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英国的外交与殖民史。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对帝国主义侵略有着切肤之痛，何况英国又是第一个入侵中国的西方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因此，从19世纪90年代起，国内报刊就开始登载翻译文章，介绍英国的殖民史和争霸史。比如《亚东时报》1898年第2 号刊载的《记英俄争中部亚细亚始末》，《中外大事报》1899年第4、5册收入的《英人经营阿非利加洲大略》，《清议报》1901年第92、93册收入的《论英德势不两立》，《商务官报》1908年第19号发表的《述英国扩张属地贸易办法》等。与此同时，一些书刊也开始登载有关英国侵华史和殖民史方面的论文。20世纪最初几年，《东方杂志》就发表了几篇颇有深度的短文，如《论英人侵略西藏》一文开宗明义指出：“英人侵略西藏，蓄谋已久”。文章追述了自光绪初年以来英国觊觎西藏的历史，然后指责清政府辱没国权、不思抗敌，导致英国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7〕。同年， 《东方杂志》刊登的另一篇文章《论英国经营西藏之政略》又比此文高出一筹。它指出，英国觊觎西藏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尝以英国全局之势推而言之，则知今日西藏之事，乃其非洲政略之终。”〔8 〕这篇文章可说是开了我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之先河。而《东方杂志》在1905年发表的《论英国与殖民地之关系》一文则比上两文更进了一步。该文在讨论了殖民地对英国的重要性之后，大量征引了有关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离心倾向的事例，证明英帝国内“无形之破坏力已伏于其中”，预言英国“一旦堕落，必由霄汉而坠九渊”〔9〕。20世纪英国由盛变衰的历史， 证明了文章作者在世纪之初所做的预言。
辛亥革命后，学者们对英国外交殖民史的兴趣依然不减，报刊上继续刊登这方面的文章，如《英国十一年来外交政策》（《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2号）、 《英吉利帝国之构造》（《青年杂志·新青年》1916 年第1 卷第6 号）、 《英国治印度之政策》（《新中华杂志》1917年第1期）、《不列颠帝国》（《史地学报》1921年第2号）等。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往日大英帝国的形象在中国人心中渐趋黯淡。1921年以后，许多杂志开始介绍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东方杂志》接连刊出了数篇有关爱尔兰民族运动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些文章进一步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压迫的信心。如《东方杂志》19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数载以来，爱尔兰人之因要求独立而遭牺牲者，殆不可胜数。英雄之血、义士之生命，卒换得民族之正义。”〔10〕1932年出版了一部中国人写的英帝国史专著《霸气消沉之英帝国》。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仅126页， 但却清楚地叙述了英帝国从形成到瓦解的过程，指出：“世界政治演进之迹，均不能超脱盛衰消长大法则之外”，而今日“英帝国巨大之足迹，能有不踏上斜阳衰草萧萧墓门之途境者乎！”〔11〕
辛亥革命后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英国宪政史，这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代议制试验”有关，人们希望能从英国的经验中获得某些启迪。因此，在报刊上出现了《英国之政党政治》（《庸言》1913 年第1卷9-12号），《英国宪法沿革小史》（《法政杂志》1914年第3卷10、11号）等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刊登在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上的《英国政制论》一文，其中写道：“夫立国之道，曰教育，曰实业，曰学术，曰军备……然推其本原，则一唯政制是系。政制善者，则一切皆善；政制不善者，则一切皆不能善。”〔12〕
在中国的“代议制试验”失败以后，一部分学者便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介绍英国制度上，而是侧重介绍和研究有关英帝国的盛衰、中英关系及其他一些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起初，学者们关注的是英帝国内部的危机问题，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埃及与英国》（《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12号）、 《英国与印度》（《东方杂志》1922 年第19卷10号）、《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现代评论》1925年第3 卷55期），同时，学者对英国的某些历史事件或现状进行评说，如《英国经济状况与工人生活》（《新民国》1924年第1卷6号）、《英国劳动妇女和失业问题》（《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10号）等都属于此类文章。 中国学者还就英国国内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写了一些专门介绍其历史背景的文章，如工党在英国第一次执政时发表了《英国工党发展史》（《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9号）；1926年， 英国爆发大罢工时发表了《英国煤业争议小史》（《银行周报》1926年第10卷20号）；1928年英国议会选举权扩大时，发表了《英国劳动妇女参政权之扩张》（《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20号）；30年代欧洲政局动荡，又发表了《英国的法西斯运动》（《平明》1934年第3期）、 《费边社之沿革》（《时事类编》1934年第2期）等文章。这些文章严格地说虽算不上学术论文， 但却向中国读者传播了许多有关英国历史的知识。有些杂志甚至刊登了一些专题性的文章，比如《女子月刊》1934年第2 期刊登的《英国中世纪中等妇女的职业生活》，《史学季刊》1941年第1 期刊登的《咖啡店对于英国社会之影响》等。
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学术界日益重视中英关系史研究。这是20世纪上半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也是从学术上进行深入研究的唯一领域。关于英人侵华，国人早就述其端源，比如前面所述1904年的两篇关于英人侵藏的文章。不过，从学术角度系统研究中英关系史则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 这方面的研究是从史料发掘着手的， 如《史料旬刊》1930年第18期登载的《清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史料，《史学年报》1931年刊载的关培梧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新发现的史料《夷务始末外鸦片战后中英议和史料数件》等。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有学者撰写了关于英国侵华史的研究性论文， 最早的一篇是《新生命》杂志 1930年发表的《在华英帝国主义之史的发展》。此后这方面的论文便越来越多。其中多数不限于对英国侵华行径进行简单的谴责，而是注重从学术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就某些事实进行考证。比如，李惟果的《英国侵略西藏之肇端》一文，较详细地论述了18世纪英人赫斯定第一次尝试侵略西藏的经过〔13〕。杨体仁在《英人经营滇缅边界之史实》中剖析了英国在滇缅边界“开发”的目的，指出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14〕。朱杰勤在《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中叙述了1792年“英国使臣马卡特尼之来华，恭敬自持，礼物多珍，犹不免失望而回”的经过，文后还附有8篇附录，皆中英双方来往文件， 包括乔治三世致乾隆书〔15〕。 陆钦墀在《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中探讨了1842-1858 年在广州入城问题上的中英争端，文中引用了不少双方的档案资料，包括英国外交部档案、信件等，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6〕。何炳棣的《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之起源》，观点独到，认为，“‘门户开放’的真正起源是在英国而不是美国”；“美国仅仅在华商业利益与‘门户开放’的原则暗相吻合而已”；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受了英国的影响”〔17〕。范存忠在《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中探讨了中国的思想如何传播到英国和西方的问题〔18〕。
在这样一种总体的学术氛围中，中英关系史研究结出了硕果。30年代末一批中国留学生求学于英伦三岛，受到了英国现代史学的正规训练。其中两位学者，当时风华正茂，在中英关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位是蒋孟引，他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素材，撰写了《中英关系：1856-1860年》（1939年完成），并因此获得了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第二位是王绳祖，他以马嘉里案（即滇案）发生的经过为题，在牛津出版了《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一书（1940年）。这两部著作都以大量的中英文史料，尤其是英方史料为基础，忠实地反映了历史真相；同时又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揭露和鞭笞了英国侵略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正义感。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已进入成熟阶段。蒋孟引后来成为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奠基人，王绳祖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奠基人。
除中英关系史之外，这一时期在其他方面没有出现多少成熟的作品，但张忠绂的《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和楼邦彦的《不列颠自治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是例外。前书属于国际政治学研究范围，但对英日同盟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清楚的交待；后者则讨论了英联邦自治领各种法律地位的演变过程，该书资料丰富，学术性很强，其立论之清晰，阐释之透彻，说服力之强，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多少书能超过它。实际上，到40年代，中国学者的英国史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持续的战争，终使有关研究不可能再深入下去。英国史研究学科要进一步发展只能留待下一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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