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毛泽东在处理经济建设与廉政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思想变化的过程。1957年以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毛泽东都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把其他工作（包括廉政建设）放在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位置。早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29〕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了从领导革命战争到领导经济建设这一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都是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进行的。1956年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判断，大会明确指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党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春开始的全党开门整风运动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进行的。但是，由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这次整风运动最后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就是使毛泽东动摇和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观点成为后来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30〕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意味着抓阶级斗争比抓经济建设更重要。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毛泽东仍然把经济建设当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他发动领导“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就说明了这一点。
“大跃进”运动之后，党政机关和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压制民主甚至私设公堂对群众刑讯逼供等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愤慨。他认定这些现象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2年9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论断，随后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全会根据毛泽东的认识，再次断定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后来被概括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又一次大升级。可见，在毛泽东的思想天平上，经济建设与廉政建设的关系在1957年以后逐渐倾斜，最终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论断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没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没有真正解决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再生和蔓延问题。毛泽东力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成功之路，但他却没有成功。他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我们，把这一历史性课题留给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率领全党顺利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经过几年的探索、总结，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全党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任务，经济建设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贫穷无法让人民信仰社会主义。“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31〕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慢，那么，还谈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2〕他还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它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33〕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讲话中，使用了许多铿锵有力、生动活泼又非常能反映他性格特征的字眼（如横下心来、专心致志、始终如一、一心一意、顽固一点、扭住不放等等）来表达同一个观点：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一切工作”中当然包括廉政建设这个工作。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与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是他对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要求廉政建设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决不是说廉政建设无关紧要，决不是说可以放松对腐败的防范和惩治。相反，他曾多次深刻地论述了廉政建设对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作用，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认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34〕
邓小平的论述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进行廉政建设，一定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能对立起来，那种认为反腐败会妨碍经济建设的观点是错误的，为反腐败而放弃党的中心工作也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只要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导思想把廉政建设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效，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闯出一条廉政建设的成功之路。
注释：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114页。
〔21〕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转引自郑谦、韩钢著：《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3页。
〔2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0页。
〔23〕〔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252、349页。
〔26〕〔27〕〔3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332、249页。
〔28〕〔32〕〔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370、314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
〔30〕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348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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