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陈友仁、彭泽民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左派对社会主义一直不断地进行探索。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缺乏系统论述，本文拟对此作点探讨，以求教正。
一
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民主主义革命者，国民党左派不仅旗帜鲜明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忠实地奉行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爱国民主的立场，与危害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而且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对社会主义仍然苦苦求索。这种奇特历史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开始暴露出无数弊端。20世纪初，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正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因而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贫富悬殊、阶级冲突、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破产和经济危机，以及少数大地主与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和垄断政治大权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革命运动因而逐渐兴起并且走向高涨，极大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这样，资本主义世界便开始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国民党左派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
其次，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20世纪初期，随着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思潮取代民主主义思潮澎湃全球。国民党左派亦受到了这股新的、进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思潮冲击与影响，从而投入了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之中。
再次，国民党左派人士都具有不断革命勇于进取的精神。正因此，他们在从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必然对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揭露与抨击，亦必然对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也即社会主义持同情与欢迎的立场。这促使他们在从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
另外，国民党左派人士还都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与孙中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而孙中山一生都在探索社会主义。由于受孙中山的影响，国民党左派人士也都会去探索社会主义。这正如1930年9月1日邓演达所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完全是适应上述的环境和要求而生的产物。因为他一向站在大多数平民的立场上，所以他的思想内容，自始即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张，很明白地指示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去奋斗！”[1]
最后，除上述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这就是，五四以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五四以后，国民党左派人士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面对近代中国社会这一发展趋势，他们也不可抗拒，只能顺应，因而必然出现他们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现象。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国民党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劳动阶级的罪恶进行了揭露。邓演达1930年9 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本国的劳动阶级行高度的剥削”。[2]柳亚子1923年5月也指出：“劳动是神圣的，资本家是盗贼，剥削劳工的生命血汗”。[3]他们的这一揭露是正确的， 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情况。
国民党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贫富悬殊等不公平现象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廖仲恺1925年3月指出， “资本家之地位，既是如此，那么，百凡生产所赢余之利益，自然都趋归这一阶级手上。因为资本家之生产，是为自己利益而生产的，至于消费者那方面之利害如何，他却不顾。所以欧洲自机器发明，产业革命以后，有生产越多，贫民愈众，这种怪象，就是国家社会的病症，资本制度的破绽。”[4]邓演达1930年9月也指出：在“现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 由于资本“私人化”也即资本家占有资本以致“以利润、利息及田租等形式把资本化的剩余生产物积累在私人手里”；“资本主义的社会方面，是：社会的阶级差别”，“主要的是工钱劳动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差别。[5]他们的这些批判也是合情合理的。
国民党左派对欧美资本主义虚伪的民主制度与政治制度也进行了批判。宋庆龄1932年12月指出：“象英、美、法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绝不比苏联的制度优越；即使“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限制的”；“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能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的烟幕。但是连这一点形式的民主，在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被取消的。”[6]邓演达1930年1月也指出：“欧洲式的民主政治，议会政治，不是理想的产物”[7]；1930年9月又指出：“欧美流行的地域选举代议制度， 容易酿成少数操纵多数的弊害”。[8]国民党左派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批判是很中肯的。
国民党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即帝国主义进行了揭露与抨击，并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廖仲恺1925年5 月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重重压迫与侵略，对中国经济进行“摧残与掠夺”，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还“拼命助长内乱，增加反革命的势力”，因而主张要“革帝国主义者的命”[9]。何香凝1925年8月也主张“努力奋斗去打倒帝国主义”[10]。国民党左派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与积极意义。
其二，对用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一些设想。
国民党左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前程，中国不能独在例外。”[11]为了“实现社会主义”[12]，他们首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社会：
一、“无剥削”。邓演达1930年9 月指出：中国要“向着无剥削的社会前进”[13]也即向社会主义前进。宋庆龄到了1932年12月也指出：在“社会更高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14]。国民党左派对社会主义的这一设想是合理的，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受剥削这种悲惨处境的强烈愿望。
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产业”和“资本”“社会化”。1925年3月廖仲恺指出：社会主义，“在这种主义之下之生产， 是社会全体生产的，为消费而生产的。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15]1930年9 月邓演达也指出：社会主义将“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使资本逐步的社会化，”使“产业”“社会化”[16]。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设想也是合理的。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对公有制的追求与向往。
三、在生产与经济发展上，消灭无政府状态，而运用集合的方法或计划的方式。1925年3 月廖仲恺指出：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依靠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17]1931年6 月邓演达也指出：中国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时要“以集体的力量构成‘计划经济’或‘国家经济’”[18]。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国民党左派在这时并未认识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19]，但在当时提倡“集合的方法”和“计划经济”，则有助于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显然，他们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四、发展生产力。孙中山在世时，鉴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因而主张中国将来在“行社会主义”时要“开发其生产力”或发展生产[20]。国民党左派完全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尤其是邓演达不仅主张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发展生产力或生产，而且还主张利用外国专家、外国投资团来发展中国生产、开发中国产业。1930年9月他指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21]； “在产业落后、资本贫乏、技术落后的中国，利用外国专家以开发各种产业，实为有利的条件”[22]；“应设置租营制度，在一定的年限内，以完全遵守中国的法律及其他有利于财政及工人为限，允许外国投资团在本国经营企业。”[23]国民党左派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有利于振兴与发展民族经济，而且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三、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也作了一些探索。
国民党左派主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在世时主张近代中国在“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社会革命”[24]。国民党左派完全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宋庆龄1933年9 月指出：在中国“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25]宋庆龄在这里实际上说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邓演达1930年9 月就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中国虽还未曾具备”，在当时中国首先面临的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26]近代中国只有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这一主张是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
国民党左派又主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要采用和平的方式也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孙中山在世时，一直主张经济落后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27]国民党左派不仅完全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其中邓演达甚至还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要运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1930年9 月邓演达指出：“如果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群众能夺取政权，则必能立即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发展生产，为产业社会化的基础，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象这样的经济政策，为由现时前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办法，这种过渡期的经济组织，我们可以叫它做国家资本主义。”[28]他们的这一主张也是符合经济落后中国国情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采用这种方法。1953年9月毛泽东指出：中国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 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29]可见邓演达上述设想是具有超前性的。
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探索社会主义，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首先，国民党左派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激励着当时的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并建立一个合理与理想的社会而奋斗不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大革命及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左派对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抨击与批判，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种种弊端在未来中国社会出现，因而主张在中国要从事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资本或产业收归社会所有，消灭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富人垄断社会财富与操纵政治大权等现象，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充满平等与公正的公有制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这在当时鼓舞着人民群众去从事革命的进步事业，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建立一个理想与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奋斗不息！
其次，国民党左派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国民党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抨击与批判，对社会主义同情与向往并且进行了探索，这有助于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及大革命失败以后以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为师，与主张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准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国民党左派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形成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和对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构想。他们的这种社会主义思想再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30]。而国民党左派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主张中国建成为“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因此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如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一样，“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他们的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吸收与发展，而且其中一些主张，诸如：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贫富悬殊，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要利用外国专家、外国投资团来发展中国生产与开发中国产业，等等，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继承与借鉴。
当然，国民党左派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亦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他们并不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因而不能在理论上科学地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不能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国民党左派也不了解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和无产阶级所肩负的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使命，因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主张在中国应当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此外，他们当中不少人将“社会主义”仅仅当作一个经济概念。其实，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都有相应的要求。虽然国民党左派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与他们探索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相比较则是次要的。他们当时探索社会主义，功不可没。＊
注释：
[1][2][5][7][8][11][12][13][16][18][21][22][23][26][28]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347、346、340、 143、351、343、238、345、167、297、349、358、358、346、346页。
[3]民革中央委员会等编：《柳亚子纪念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132页。
[4][9][15][17]《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2版，第240、249-251、241、241页。
[6][14][25]《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6年印行，第60-61、 62、88页。
[10]《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第373页。
[20][27]《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1版，第322、332页。
[24]秦孝仪编：《国父思想学说精义录》，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第1版，第399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8 页。
[3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第3版，第10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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