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沟桥事变后香港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由于香港同胞与大陆人民的血肉联系，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地理位置，很快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之一。12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沦陷前夕，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来到香港，发动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她联络了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组织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出版《保盟两周通讯》，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报导中国英勇抗战的事迹，与欧美东南亚各国沟通信息，使他们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和需要。在她的积极工作下，美、英、法、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纷纷成立了援华团体，通过保盟，向中国提供援助，先后有100 多个社会团体向保盟捐款，各式各样的货币从世界各地汇到香港。保盟发动组织著名医生，为支援抗战来华工作，白求恩、柯隶华、巴苏华、米勒等，都经香港到敌后根据地工作，白求恩同志为中国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英国援华会提供的经费，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组成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疗网，拥有8个中心医院，42个分院，11800个床位，还组建了许多流动外科医疗队和救护队。保盟积极组织援华物品，1939年初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向保盟捐助5个卡车底盘， 保盟拨款安装了车厢，将中外捐助的医药、食品、毛毯等装满5 卡车抗战急需物资，派人押送到延安， 交给了八路军。 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1938-1940年三次来到香港，向宋庆龄要求手术器械、药品等物资，每次都满载而归。1939年冬，新四军叶挺军长专门从重庆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宋庆龄陪他去保盟仓库清点物资，亲自登记、分类，使叶挺军长深为感动。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在香港致电蒋介石，抗议他破坏抗战的罪行，继续为抗日军队提供物资援助。
1933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以加强对外宣传，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物资。当时，海外华侨和香港人士大多避免与中共直接联系，廖承志通过亲戚邓文田、邓文创兄弟，把华比银行作为接收华侨汇款的联络点。向各地华侨传播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发动、协助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香港各界同胞，一直关心和支持祖国抗战，成立了各种援助抗日的社会团体，以多种形式开展募捐活动。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 年9月-1938年5月，以卖花、卖物、 义演、 节食等活动募集大量港币。 1938年8月，首先从九龙深水埗瓜菜小贩开始的“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0月，香港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募捐4000多元，购买了救护车、物品、医药，送到桂林，交给了八路军办事处。有的香港爱国人士，组织救护队、服务团等，直接参加抗日斗争。1932年上海抗战时，爱国医生施正信、冯庆有等组成20余人的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直接参加了救治护理伤兵的工作。
二日本扩大侵略与占领香港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一直采取纵容日本侵略的反动政策，甚至企图牺牲中国，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以便诱使日本去进攻苏联。日本侵略者为了切断香港对中国内地抗战的一切海上供应，把香港作为保证自己兵员和物资供应，与英美争夺东南亚和太平洋霸权的跳板，直接消灭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又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英国虽号称“日不落国”，但实际却战线太长，力量不足，直到战争爆发前夕，它在香港地区陆军约有两个旅，海军有驱逐舰一艘，鱼雷艇8艘，炮艇4艘，空军驻有一个中队，飞机5架。防御力量显然不足。
1941年12月8日2点30分，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攻占香港的命令，日本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立即下令向香港进攻。上午9时，日本空军队从广州出发，轰炸香港启德机场，5架英国飞机全部被炸毁，接着向香港地区展开空袭，日本陆军越过深圳河，进击九龙。早已潜伏在香港的日本“第五纵队”，乘英军混乱，大肆活动，在九龙半岛南端--半岛酒店的楼顶，挂出了日本旗，施放枪炮，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日军迅速抢占尖沙嘴，九龙半岛落入日军之手。
接着，日本向香港岛发动进攻，同时不断对香港英军进行劝降，又用飞机散发劝降传单，最后发动全面进攻。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率众向日军司令官酒井隆投降，160万人的香港为日军占领。
三日本在香港的残暴统治
日军攻占香港后，1942年2月20日，正式宣布香港为日本占领地，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成立了香港总督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殖民统治机构，按照对朝鲜、台湾的殖民方式，实行殖民统治。攻占香港后，为了庆祝日军胜利，放假三天，纵容侵略军抢掠烧杀，港英政府官员、商人、英军战俘及一切外籍人士，全部被关入集中营。侵略军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奸淫妇女，肆意屠杀。在大街上随意对行人搜身，对所带财物随意没收。
日军将香港一切物资严密控制。对英国以前运来香港的物资器材、生活用品，分类登记捆扎包装，用轮船运回日本。仅九龙仓库一处，日军抢掠运走的物品，价值10多亿日元。其中包括稀有元素--镭锭数千条。（这是制造航空夜光罗盘的重要原料，1克可制造夜光罗盘1000 个，每克当时价值2000日元）汽车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日军几乎将香港所有的大小汽车全部集中起来，分别运到中国大陆战场或日本国内。占领香港的几个月内，日军抢走汽车二万多辆。占领军在香港强力推行“军用手票”，规定以此作香港的合法货币，1元军票兑换港币2元，后又宣布军票为唯一货币，1元兑港币4元，军票没有任何物质储备作后盾，完全靠权力强制推行，到日本投降前夕，军票1000元只能兑港币4元。
日本对居民生活必须品实行限量供应，标准不断削减，市民每人起初规定每天供米6两4钱，不久削减为3两， 最后竟停止对居民的粮食供应。由百姓自己去解决。黑市米则趁机暴涨， 由每公斤几元上涨到200余元，许多人因饥饿致死。
日本侵略者还将大批中国居民，抓捕集中起来，用帆船将他们遣送内地大陆岸边，赶下船去，强迫他们回大陆谋生，或者将船拖到公海，用炮火将其打沉，或放火烧毁。又将大批香港青年，以招募的名义，骗到海南岛去做劳工，开采铁矿，许多人被累死。到日本投降时，招募的7000多人，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香港人民在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受尽了当亡国奴的苦难， 人口由战前的160 万， 减少到1945年的60万。
四香港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的殖民统治，引起香港地区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大陆人民的关注。为了开展敌后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派曾鸿文、黄冠芳、刘黑仔等进入新界，发动组织群众，消灭土匪，开展港九游击战争，组建了由东江游击队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迅速发展到五六百人，下分四个中队，以新界大雾山为根据地，先后在大埔、元朗、锦田、新田、大屿山等地，多次袭击日军，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敌伪分子，并深入日军统治严密的市区活动，散发抗日传单，组织群众，收集情报，有时化装成各种人物，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发动突袭。1944年4月，炸毁了位于九龙市中心亚皆老街的铁路大桥。 为了粉碎敌人对新界、九龙的扫荡，刘黑仔、黄冠芳带队潜入九龙的启德机场，炸毁日军飞机和汽油库，使敌人胆战心惊。有一次，刘黑仔根据接到的情报，巧妙设伏，生擒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高级特务东条战之大佐及随从多人。1944年秋天，游击队又发动了攻打沙田四号隧道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迫使他们收集兵力，放弃了打通港九铁路的计划。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香港附近海域多次袭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先后经历了10多次较大的战斗。击沉敌船10艘，缴获敌船13艘，截获物资数百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港九大队还与英美盟国开展多方面的国际合作，向盟国提供日军情报，多次营救盟军飞行员，协助英军官兵从日军集中营脱险等。
营救被围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是东江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著名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 以优势兵力向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逮捕囚禁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著名人物，这样，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流，被迫流亡到香港，香港一时成为进步人士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的汇集据点。当时，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胡风、邹韬奋、胡绳、张友渔、金仲华、乔冠华、廖沫沙、戈宝权等都避居香港，香港的迅速陷落，这些人大部未及撤离，就被困在香港。特别是这些人，都是宣传抗日的知名人士，日本侵略者对他们早已非常仇视，恨不得将他们一网打尽。日军占领香港，使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如何把他们迅速营救到安全地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的神圣任务。
当时，廖承志在香港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工作，他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与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南方工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密切协作，在香港湾仔骆克道建立指挥部，由港九大队具体负责营救。他们先和被营救的对象一个个取得联系，然后建立了从香港到九龙再到大陆内地的秘密交通线。从1942年1月5日起，每天晚上，都有被营救者在游击队员的护救下，穿过僻静小巷，到铜锣湾海边隐蔽，再登上先备好的小艇，把人送上远离岸边的大船上，再转运到九龙的秘密据点里。然后再利用日军向内地遣送难民的机会，将营救对象化装成难民，每天天亮后，从九龙的秘密据点出发，混在真正的难民群中，绕过敌人的岗哨，渡到深圳河，进入东江游击区，再转赴内地大后方。另一批被营救者，则在游击队员护送下，由鲤鱼门坐船到广东海丰游击区。先后被营救回内地的文化知名人士约800多人，他们回到国内， 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香港回归祖国机遇的出现与消逝
收回香港主权，洗雪民族屈辱，是中华民族的长久愿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曾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列强归还在华租借地的问题，但却遭到英、法等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直接损害了英、美的利益，远东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回归祖国出现了新的历史机遇。起初，美国为了使蒋介石政府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配合他在东方对日作战，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签订新约的谈判，又要求英国与中国废约的谈判同步进行。在各方压力下，1942年6月，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打算战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解决有关问题，但仍坚持保留部分条约，而且要等军事形势发展到有利于英国时，再行废约谈判。蒋介石授意驻英大使顾维钧向英国提出了渴望尽快解决香港问题的意见。1942年10月，英国政府声明，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订的《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归还中国管理，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交还中国，但却对归还香港地区只字不提。谈判中，以宋子文为首的中方代表修改了英方的草案，要求收回香港、新界，遭到英国的坚决抵制。虽然蒋介石仍坚持收回香港的要求，但后来却在英国软硬兼施的手法下，终于向英妥协。签订了“中英新约”。但香港问题不包括在内。
英国长期霸占香港的野心毫未改变，从1943年起，他积极准备战后远东殖民地的再建问题，计划以武力攻占香港，开始训练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向香港派遣间谍，以配合军事进攻。国民党政府对收回香港却未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只把收回香港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1943 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战后香港的主权应由中国收回。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蒋的这一要求，他建议英国在战后将香港交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下的国际自由港。这一建议受到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激烈反对，他蛮横叫嚷，“香港是英国领土”，“不通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得任何东西！”由于蒋介石的软弱，香港问题没有写入开罗会议的宣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于17日发布第1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 °以上地区（满洲除外）之日军，均应向中国战区长官蒋介石投降。香港正处在北纬16°以北，本来就是中国领土，抗战时期，又属于国民政府广东战区的作战范围，英美盟军并未将它划为特别战区。所以，香港完全应由中国军队前往受降。蒋介石一方面要求英国按照受降令的规定进行受降，没有特别许可， 英军不能在中国战区的任何地点登陆。 一方面命13军和新1军集结宝安地区，由张发奎负责接收香港事宜， 同时又宣布尊重英国在香港的“合法利益”。
但是，英国政府不顾盟军统帅部的命令，不顾中国政府的说明，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已命令海军哈考特少将率领太平洋舰队去占领香港，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并负责重组香港政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次日，原港英政府辅政司卡·金逊，便去与驻港日军首脑联系，要建立一个由他主持的临时机构，并要求驻港日军维持社会秩序，等候英军前来受降。
这时，蒋介石集团，已把自己主要的精力用于准备内战、限制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上，对英国重新抢占香港的事实，并没有进行坚决反对，而是要求美国人出面干涉。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则强烈要求美国修改“一号受降令”，准许英军到香港受降。美国总统杜鲁门，从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出发，同意了艾德礼的要求，支持英国派舰队赴港受降。由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需要英、美的支持，最终不愿因香港问题而影响与美英的关系，不断妥协。8月30日， 哈考特的混合舰队在香港登陆，重新占领香港。蒋介石派代表与哈考特达成协议，中国同意英国方面接受驻港日军的正式投降。英国同意国民党军队可以从广州进入香港，由香港上船转运到北方内战前线，九龙塘的部分民房也租给国民党军队作临时兵营，驻港日军的武器装备移交国民党军队。这样，香港成了蒋介石向北方运兵，向人民军队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的转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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