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1949）是现代中国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以往人们研究较多的就是其以名姓题称的戴季陶主义，但对戴氏一生的思想发展演变却论及甚少。本文拟就戴季陶一生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大家。
一辛亥革命前后戴季陶的社会政治思想
20世纪初，青年时代的戴季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比较而言相对倾向于君主立宪思想。他在1910年3月写成的《宪法纲要》一书中认为，在民主制（民众本位制度）和君主制（大人同位制度）的国体比较上，二者“各有特长”。随着对现行统治的进一步认识和受国内新思想的影响，戴氏的思想也开始由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思想转变。积极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成为戴季陶从辛亥到五四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
（一）“反独裁，倡民权。”作为民初舆论界知觉在先、敢言敢为的戴季陶，他一开始就对心怀异图的巨奸大憝袁世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袁世凯欲以私人名义违法向美国借款以扩充军备，他立题讽之曰：“大哉私人信用。”他说：“今日总统令某某为某官矣，明日令某某为某事矣，借债也，押路也，此皆新政府中新总统之政治也。嗟呼！是而曰政府，不若直呼为‘中国零星拍卖所’之为愈也。”[①a]
正是由于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的不满，戴季陶在这一时期尤注重于民权主义的宣传。他认为：“吾国自古及今之政治，君主专制政治也。皇帝者，国家之最高机关，皇帝之意思表示，则为国家最高之意思表示。”[②a]“古来论治国者，与乎治国者，其着眼处不在于引起人民之自觉，而在求治者之注意，故立说之根本，恒归之于一人之意。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其本在于此。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之数语，盖为数千年治者之宝典，而于人民之自觉，无所用其力也。故幸而有能奉此宝典之君则国治。”[③a]对于近世欧洲思想，戴氏认为：“自西力东渐，而欧洲之思想，亦随国力以侵入焉，最有为者，则为民权自由之思想，而最引起青年国民思想上之丕变者，则法国革命，北美独立之二大事实。青年之留学于外国者，与居国内而读西籍者，未有不受此思想之感化，卢梭、孟笛斯鸠之说，尤风靡一时，改革政治之风潮，乃一起而不可遏。故凡稍受欧洲思潮之感化者，其论政治必以民权自由为归，特主张民权自由者之中，其程度有不同，胡派别遂各异耳。”[①b]
（二）“合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为一体。作为辛亥后孙中山的政治追随者戴季陶，他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是其辛亥前信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合理发展，更是其辛亥后接受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特定理解的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作为主观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戴季陶认为：“先生一生的精神，全部是注在民生主义”，并总结了三民主义的全部之后得出“民生主义实在是三民主义的本体”[②b]的结论。
对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解，戴季陶认为二者是相通的，戴季陶说：“革命思潮之大发达也，稳和者流，主张自政治上求改革，于是标榜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而实行政治上之革命矣。急进者流，观乎世界大势之推移，非世界改革不足以尽去社会之恶魔也，于是主张社会主义，而提倡世界革命矣。”二者“其主张虽异，然而其推翻现政府之目的则一，故此二派又合而为一致焉”[③b]。
二五四时期戴季陶的社会政治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犹如新的曙光出现在人们眼前，前者作为同帝国主义列强相对立的国际新力量，后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国内突击队，使处于烦闷和彷徨之中的孙中山、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希望，萌生了开展革命运动的新思路。这一时期，戴季陶的思想理论呈现向左发展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即发表宣言，抨击日本统治集团对华侵略为“狂奔的行动”，指出中国人民的反抗是“无可忍受”之下的正义行动并敦促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从根本上“更易”对华政策与心理。与此同时，他又肯定爱国学生游行、演讲及从事联络各界的活动，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有条理，很有精神，很有计划。这些条理、精神、计划，便是证明他们的伟大”[④b]。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他认为单从政治上认定恶政治激起的义愤，或思想上判定新旧思想的激战，或国际关系上断为反抗日本侵略的复杂都不免失之简单。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国民的生活缺陷”因欧战后“解放”“革命”世界新潮的大声音而被惊醒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因觉察到“生活的不安而生的社会运动”，是顺应世界新潮的正义行动[⑤b]。
（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而苏俄政府对中国和孙中山的友好亲善态度，更使孙中山等感奋不已。因而，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热烈欢迎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成为当时国民党进步理论家一时所尚。戴季陶把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对中国的一切侵略利权，称之为“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他认为，苏俄政府这一通告的意义，最重要的还不在宣布归还利权，而在于其恳切希望中国人民为争取做“自由的人民”、“为自由而战”的“忠告”。因此，他对苏俄政府的美意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①c]。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五四时期，国民党系统的《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及其副刊《星期评论》、《觉悟》等都以相当篇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戴季陶与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都是此中健者。
戴季陶从多方面积极鼓吹马克思主义。第一，他公开表明自己“赞同唯物史观”，并且试图应用“社会生活决定精神”这一基本观点考察中国的历史，他批评三纲五常的传统旧伦理，指出它是“家庭自给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由生活方式更革而生的经济组织变迁”，伦理关系必将发生变化[②c]。同时还强调，“经济是决定人类社会构成形体的，工具是决定经济组织的。一旦工具发生了大变化，于是分配、交换、交通、一切社会之经济的条件都要随着变化”[③c]。第二，他公开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辨护，认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必不可免。“阶级存在一天，阶级的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④c]。戴季陶认定，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在于：以其“灵心炯眼”揭示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实”，把阶级斗争“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抽象了出来”[⑤c]。第三，他公开赞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斯的社会主义由学理的发明与实务的努力两相配合，经过许多困难，打破许多偶像”，才取得了巨大胜利。他形容道，“在马克斯之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斯’这一个大湖水里面”，所以，马克思无愧为“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⑥c]。
三大革命时期戴季陶的政治思想
（一）“纯正的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比较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人物的戴季陶，在1925年6、7月间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歪曲、篡改和伪造孙中山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反共言论。他在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和继承孙中山遗教的名义下，对新三民主义加以修正，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提出的论点主要有：一、国民革命“需要”的是“一有力之国民党”，而不是一有力之共产党。因为“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以指导得来”的。还说：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国民党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而“排他性是支配的基础”。这就是说，只有排斥共产党，否则就没有国民党“支配”革命的基础。二、认为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这一“基本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戴季陶攻击和诬蔑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寄生政策”，是“齐天大圣对牛魔王的策略”，是“纵横家的手腕”。他主张改变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政策。认为共产党员不信奉“纯正的三民主义”，就是没有共同的信仰。“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总之，“理论和政策不同，决不能成为真正的同志”。因此，“如果不有清清楚楚的办法”，“组织成功一个单纯的团体”，“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
为了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来贬斥马克思主义，戴季陶首先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歪曲。他宣称“孙文主义”是对“孔子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全部著作”可以“总名之曰民生哲学”[①d]。而民生哲学是孔子“组织”起来的。孔子的民生哲学理论，“可以从两部书看见他（它）的系统，一部是中庸，是他（它）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它）的方法论”。戴季陶宣称孙中山之所以“崇高伟大”，就在于他用“革命的功夫”，把被埋没了几千年的孔子民生哲学理论，“重新发扬光大起来”；孙中山的“全部思想”，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完全表明”：“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②d]。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为基础”的。他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完全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③d]，这就是戴季陶所鼓吹的“纯正的三民主义”。
（二）“国民革命”观。戴季陶出于其阶级的需要，极力鼓吹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戴季陶认为，国民革命是“联合各阶级”的“统一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国民革命一方面是要“在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工人）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另一方面是要“劳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因此，他宣称：“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既是不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个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必须反对“纯粹以物质问题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④d]。戴季陶认为应当用“促起国民全体觉悟”的办法，使地主资产阶级“发现”“他的仁爱性”，起来“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进程中，农民阶级不应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工人阶级也不应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应当等待“革命党”去“促起”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发现”自己的“仁爱性”。这不仅是最好的革命手段，而且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因为“仁爱是人类的生性”，“阶级的差别，并不是能绝对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总之，戴季陶宣扬的所谓符合中国需要的真正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实际上是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阻挠工农群众通过阶级斗争来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同时，他又企图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为民族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戴季陶还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说：“在文化低微、经济落后”的中国，“最近的将来时期中，想要以工业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革命建设的目的，哪里可以做得到？”“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成功，最少五十年当中，中国的政治，应该要完全握在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青年手里”。“唯有真正以三民主义为信条的革命党”，才能“替国家代握”“建设之权”，才能“建设起巩固的‘三民主义的民国’的基础”，才能“把全世界造成民生主义的新社会”[⑤d]。但是，戴季陶的这种“国民革命”思想，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它只不过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一种幻想。
四戴季陶后期政治思想
“大革命”以后的戴季陶，其政治思想日益反动，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大力推行和贩卖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摇旗呐喊、寻找注脚。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正式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从此确立了封建法西斯主义在国民党反动政权思想理论上的统治地位。而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是以戴季陶的思想为基础的。蒋介石说：“我们研究总理的主义，要从那里起首，就要先看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①e]由此可见，蒋介石是非常看重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这本书的，非常赞同戴季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歪曲与篡改的唯心主义观点的。
戴季陶及其主子蒋介石所鼓吹的法西斯主义的中心内容，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们借口实行“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借口“以党治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及团体；借口“一个统帅”，大搞蒋介石个人独裁。
作为蒋介石政权的“显赫”人物戴季陶，他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22年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蒋氏政权在建立之初，他为这个政权“建立纲纪”而呼号，曾著述了《青年之路》向青年学生灌输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在被任命为蒋介石政权的考试院院长后，戴又苦心经营，选拔和笼络忠孝于国民党政府的人才。而蒋氏政权也尽力汲取其反动理论。因此，我们说戴季陶在晚年虽无重大的政治活动，但他却一直是蒋介石封建法西斯政权的幕后策划者，其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主导思想也是人所周知的。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此书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主张、宣扬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主义，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戴季陶即遵照蒋的指示，发起“制礼”问题的讨论。随后把《制礼通议》和他的《读礼札记》汇印成《学礼录》出版。戴氏在《〈学礼录〉序》中说：“中国为礼教之邦，而礼为吾家先人所独传之学。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余深感礼乐之制为建国要务。”“今日研究礼乐之功夫，其最有益于他日复兴文化。”[②e]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戴季陶在鼓吹封建复古主义、宣扬封建文化方面也是颇为卖力的。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六大”召开，大会虽然通过了戴季陶等人提出的“政纲政策”议案，明确提出了要给人民民主与自由的一些建议，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是围绕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中心议题的。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戴仍以国民党考试院院长的名义出席，继续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作政治点缀。但历史是无情的，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戴季陶本人及其信奉和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理论也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划上了一个终止符！
近现代中国是思想急剧变动的时代，近现代中国思想家也随着时代的动荡不定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戴季陶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总的方向是沿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而设计的。他早年信奉君主立宪，实际上走的是改良救国的道路，但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于是又转向“三民主义”的救国方案。从辛亥到五四，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始终没有超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框架。到了20年代以后，戴季陶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名，形成一套自己的思想，即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和后来发展而成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失败而宣告彻底破产。戴季陶政治思想的发展史，再次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我们研究戴季陶政治思想所得出的结论。
注释：
①a唐文权主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②a③a戴季陶：《中国革命论》，东京《民国》杂志第一年第2号。
①b戴季陶：《中国革命论》，东京《民国》杂志第一年第2号。
②b《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页。
③b唐文权主编：《戴季陶集》第511页。
④b戴季陶：《中国工人的组织能力》，《星期评论》第1号。
⑤b戴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趋》，《星期评论》第41号。
①c戴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意义》，《星期评论》第45号。
②c戴季陶：《旧伦理的破坏和新伦理的建设》，《星期评论》第20、25号。
③c戴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
④c戴季陶：《短评》，《星期评论》第47号。
⑤c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
⑥c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
①d②d③d④d⑤d《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402、418、415、411页。
①e《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
②e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说明》，《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83年，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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