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6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次最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战前和战后，恰恰都是国内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历史时期。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能捐弃前嫌，休战言和，齐集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大旗之下，共赴国难，这无论如何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的历史时期，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姑以“爱国主义史学”名之。
一、蓬勃兴起的爱国主义史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史学素有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现实的优良传统。就近代而言，中国史学正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发展起来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面前一再妥协退让，激发起全国人民的爱国保土热情。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荡下，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特别是近代史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空前的高扬。爱国思想在所有主张抗战的史学派别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爱国主义史学蔚为大观，其内容主要是：
第一，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阐发优秀的民族文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是建设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损害。面对强邻的欺凌，透过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扶起失落的民族自信，其意义非同小可。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上，为了抗击异族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各民族都涌现出了自己的民族英雄。同时，在历代王朝战争中，也涌现了无数忠贞不渝、敢战敢死的忠臣义士。在中国，“气节”二字备受重视，人们对坚守气节者推崇赞扬有加，而对丧失气节者贬斥鞭挞唯恐不及。这几乎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文化传统。它在国家和平、社会安定时期往往不为人重视，但每当国家民族遭受外患之际则会闪耀出灿烂的光辉，激励志士仁人们为正义事业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全民族反抗日寇入侵的伟大战争中，借助历史学来发扬光大这些优良传统，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精神感召力。
首先是历史人物传记大量涌现。历代的英雄志士受到极大的关注。如许多报刊登载论述、歌颂屈原、张骞、班超、苏武的文章。两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英雄志士辈出，岳飞、陆游、文天祥等英雄故事被不断地演绎；相反，充当汉奸出任伪职的张邦昌、刘豫，对敌妥协残害抗敌将士的秦桧、贾似道之流则遭到无情的鞭挞。明代击退瓦刺的民族英雄于谦、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以及抗清名将史可法等，也受到较多的注意。总之，战时人物传记和史学评论都把民族气节作为标准来褒贬人物，裁量时政，以史学为抗战服务。
其次是国史编著层出不穷。一国历史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 〕章太炎则把民族主义和史学喻为庄稼与水份养料的关系，他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2〕其弟子朱希祖尝论“国亡而国史不亡， 则自有复国之日”，认为我们“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因而主张开馆修史，“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3〕国学大师柳诒徵也认为，要发扬爱国精神， 只有研究中国的历史。而且在他看来，鼓励民族精神，不能只讲岳飞、史可法，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衰弱的时代，多讲“不免使人丧气”；他主张大讲特讲中国国势最强盛的历史时期如初汉盛唐，即“欲求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认清吾民族何时为最兴盛，其时之兴盛由于何故，使一般人知今日存亡危急之秋，非此不足以挽回溃势。”〔4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抗战时期也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抗敌士气为己任。他撰著国史，“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5〕他在书中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热爱、 对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志士的景仰，并直抒抗战必胜的乐观情怀。缪凤林继承二十世纪初国粹主义史学思想，认为，“爱国雪耻之思，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6 〕钱穆强调国人应对国史以及民族文化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认为国史的任务在于“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起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要“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7 〕邓之诚指出，“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又言：“今诚欲救亡，莫如读史。”〔8〕章太炎明确指出：“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 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学者讳其伧陋，转作妄谈，以史为不足读，其祸遂中于国家。”〔9〕
总之，一大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史学家们，“强调历史教育的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 “〔10〕在”读史救亡“、”文化救国“思想指导下， 抗战前后涌现了一大批旨在弘扬民族文化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历史教育也受到应有的重视。
第二，掀起边疆史地研究热潮。
中国近代历史上，几次边疆危机，都引发了中国学者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吞了东北四省，继而觊觎我华北；在此前后，西北、西南也有帝国主义者活动。一批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感到边疆问题的严重，起而倡导边疆史地的研究，以期为当局开发边疆、保卫边疆服务，并借以激发国人的爱国保土热忱。其中以顾颉刚等创立的”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影响最大。
他们认为，在”强邻狂施压迫、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来”考察本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11〕，为弘扬民族精神服务，这是知识阶层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所应尽的责任。而东邻西邦特别是日本大力研究我国边疆史地，则明显是为了”计画其移殖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12〕如日本陆军部在大连组织”满蒙文化协会“，刊行《满蒙》和《文化》两种期刊，先后出版图书三四百种，印制《满蒙西伯利亚地图》；日本政府也组织专家深入吉林热河作实地调查，写成报告书；而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则”网罗我国无赖文人，专为伪国歌功颂德，期以消失我人民之民族意识。“〔13〕
面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禹贡学人们摒弃”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大力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藉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14〕经过禹贡学人数年的分工合作，《禹贡》半月刊发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论文700余篇，刊印”边疆丛书“十余种， 在我国边疆史地特别是东北、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除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之外，当时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的还有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社会调查学会、东方学会、边政学会、开发西北学会、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出版的刊物有《新亚细亚》、《边政公论》、《边政导报》、《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论丛》、《边疆研究季刊》、《康导月刊》、《国闻周报》、《中国边疆》等，形成了一股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
第三，回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帝国主义者为了遂其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还企图从文化上民族心里上征服中国人民。他们炮制中国文化”外铄“论，中华民族”西来“说、”东来“说、中国社会”停滞“、”倒退“论等，具有强烈爱国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对种种谬说进行了系统的清算。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来华基督教士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15〕先后出现的有中国民族来源于”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中亚说“、”土耳其说“等。种种奇谈怪论，大多幼稚可笑，不值一驳。但二十世纪初的国粹派学者大多曾信从中国民族西来说。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以及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西来“说的危害。因它不仅容易被帝国主义者用作分裂中国的借口，而且会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日本侵略者竟无耻地编造出什么”东来“说。为此，何炳松、金兆梓、缪凤林等先后发表论文驳斥种种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的谬论。〔16〕而瑞典人安特生根据其考古发掘所获的材料，认为中国的土耳其斯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并”受西方民族之影响“。由于安特生以考古学家的身份论证了中国民族”西来“说，因而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影响，使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但不懂考古学的旧学者明知其谬误而无从驳倒它。
敢于向”权威“挑战的是尹达。他认为，”在民族抗战的阵营之内，还隐藏着‘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还有不少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动摇分子“；而同时，”欧美以及日本的学者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去证明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来自他处“，”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很可能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心“，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17〕
尹达根据考古材料勾画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轮廓，指出：“中国华北地带在几十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的足迹，以后使用着旧石器的人类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年代。那时的人类就是中华民族的前身。”〔18〕对安特生据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末期遗存中发现着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坦的亚诺以及波斯苏沙所发现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便重提中国文化西来的旧说，尹达指出：“两种文化的遗物中之图案和花纹的偶然相似，不一定就有相互传播的关系，更不能因而确定其有血缘上之任何关系。”〔19〕尹达进而批判了安特生在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上的错误，从而从根本上推翻了“文化西来说”的理论基石。
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配合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的进攻，还大肆鼓噪中国社会“停滞”、“循环”、“倒退”论，以秋泽修二《东洋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影响最大。秋泽在这两部书中，肆意歪曲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的论述，不顾中国历史事实，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此次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露骨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对此，激于爱国义愤的中国史学家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撰文予以反击，吕振羽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等一系列文章，从各方面批判了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例如，吕振羽批驳秋泽把“父家长制残余”视为社会决定因素的谬误，指出规定中国社会形态的应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而不是什么“政治形态”，中国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动力，应是“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和其分裂”，而不是什么“外在矛盾诸关系”，从而扯去了秋泽的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对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吕振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虽然经历时间比较长，但中国的封建文化也有比较“高度的发展”，而且“中国社会长期迟滞发展”是可以用科学的历史观加以合理的说明的，中国社会“并没有‘静止’、‘退化’、‘复旧’或‘循环’，而是螺旋式的前进”的。
此外，李达、华岗、吴泽、王亚南等一批进步史家也起而著文驳斥秋泽的法西斯侵略史观，〔20〕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挫败了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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