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尽管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然而，分析它提出和发动的内在原因，却是不无意义的。本文主要是从党对国际环境的认识方面来分析“大跃进”运动提出和发动的原因。
一、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与抢时间搞建设
说到“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失误时，人们更多地说，是由于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导致的。但是，为何要“急”，因何而“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和党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主要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来分析。
国际环境，就大的方面而言，要么是战争环境，要么是和平环境。国家决策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与判断，直接影响着大政方针、内外政策的确定，当然，也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
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两点论，又坚持重点论，即一方面坚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世界局势趋于缓和，战争可以制止，和平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更侧重于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有可能不久发生。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就认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准备出疯子。……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1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土壤也就存在一天，总会有一部分战争狂人要冒险”〔2〕，所以，“帝国主义还存在， 我们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3〕。
根据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观点，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曾认为，和平建设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暂时的，战争终究会发生。1956年1月， 毛泽东说：“和平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12年的时间，来基本完成工业化呢？”〔4〕同年6月，毛泽东估计到“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间”〔5〕。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和平建设时间只有10年或者12年呢？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共经过21年，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10年。”〔6〕再过10年或者12年正好是二十一二年，和前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间正好相等，该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了。因此，和平建设的时间只是暂时的，再过10年或者12年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曾经说：“要争取时间最好10年不打仗，1918-1939，有21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按21年算，还有8年。”〔7〕可见，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党对和平建设的时间、战争爆发的时间是以前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间来推算的。
既然认为战争在不久的将来终归要发生，和平建设时间只是暂时的，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加快建设步伐，抢时间、争速度，力争在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未爆发前就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完成工业化，积聚雄厚的实力，以应付未来的战争。
还要指出的是，对10年、12年的和平建设时间，党的领导人也曾认为并未完全有把握。1955年，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应付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8〕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也说：“如果今后12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如果算错误，我们大家一道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9〕因此， 党对国际形势还有另外一种估计：即帝国主义有可能随时冒险，发动突然袭击，有可能在我们估计的10年、12年内发动战争，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尽快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随时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二、“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与改变落后面貌、增强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0〕的确，1957年下半年前后，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一些优势。在莫斯科会议之前的10月4 日和11月3日，苏联曾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最初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震动了全世界。随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齐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共商国际共运的大计，这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反战和平运动以及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支持等等，也赢得了世人的称赞。这说明，就政治力量而言，社会主义阵营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但在经济发展方面，物质力量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并未占有明显的优势。
50年代是资本主义各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由科学技术进步促成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些国家迅速兴起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原有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这些部门生产的迅速发展，又形成了像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等许多新兴工业部门，整个五六十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与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主要由于受苏联模式的束缚，这些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统得过死；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上，一般都是片面发展重工业，结果造成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提高缓慢，引起群众的不满。1956年的“波匈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外，社会主义各国大都是从原来经济落后、基础薄弱的起点上搞建设的，要改变落后面貌，还尚需时日。仅就1957年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来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仅占33%，而资本主义体系却占67%。〔11〕这说明两大阵营经济上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为704亿元， 人均产值为109元。人均国民收入，1957年，美国为2331美元，苏联为612美元，法国为1304美元，而中国仅为53美元〔12〕，相差十分悬殊。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虽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在精神、真理、正义方面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但在经济实力、物质力量方面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阵营。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人的极大关注。在两大阵营对峙与斗争、帝国主义不断向社会主义阵营挑衅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尽速把经济搞上去，以此来增强国家实力，才能有效地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莫斯科会议之前，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其他东欧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的竞赛对象，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尽快增强实力，争取主动。
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但在经济方面还很落后。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改善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因此，我们党的领导人就考虑，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以此来增强实力，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改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战争。毛泽东曾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一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3〕又说：“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14〕
三、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与独立自主搞建设
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开始出现分岐，但尚未激化到如同后来的公开论战，就中苏两国关系而言，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于两国各自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外战略不同而引起的。
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苏联企图缓和与美关系，加强苏美合作，以求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加速经济建设，增强实力，最终赶上或超过美国，与美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
但是，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无法接受的，中国的处境与苏联完全不同。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是军事上威胁、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遏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中国会与美国搞什么“缓和”或者“合作”，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尊严，显然是中国必须采取的对外战略方针。
中苏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当时主要反映在台湾问题上。1958年8月，金门炮战开始后，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重兵， 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计划使用核武器对中国大陆的机场和军港进行摧毁性核攻击〔15〕。中国本来寄希望于得到它的盟友苏联的支持，但苏联的举动却使中国失望。苏联深恐中国此举会破坏他们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图，甚至于导致美苏直接冲突〔16〕，对中国的做法非常不满。后来，苏联攻击中国说：“毛派集团主动采取的这些行动，当时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17〕这说明，中国统一祖国的切身利益与苏联缓和苏美关系的战略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本来中国把进行经济建设时需要的安全方面的保证寄托于中苏同盟关系，把实现工业化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曾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使得我们有一个可靠的盟国，这样就便利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18〕。他还说过，由于我们有伟大的盟国苏联的援助，“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19〕。但当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发生巨大的矛盾时，就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虑：中苏同盟、苏联援助是否能靠得住？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不能过分寄希望于中苏同盟关系和苏联的援助，必须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力量，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金，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美超英的经济发展战略，争取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以维护自身的独立与安全。值得注意的是：8月23 日金门炮战开始，月底，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北戴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后来毛泽东说：“1917年至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20〕
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的三年，由于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使党和国家能够动员空前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带来的经济损失却十分严重。“大跃进”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党对国际环境认识上的偏差却是造成这一失误的重要原因。党提出迅速发展我国经济，以此来增强综合国力，制止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的战争挑衅，维护世界和平，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有必要的。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对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安全环境的判断不能说不存在偏差。一是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认识上有不足之处。党对此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在于把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种可能性当成了现实。党的主要领导人曾认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有可能随时随刻爆发战争，而没有充分地看到和平力量的发展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想发动战争的企图。事实上，由于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东西方人民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反战和平运动以及帝国主义阵营后方广大殖民地人民开展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切足以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企图。二是对和平建设的时间估计太短，只是简单地以前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间来推算当前和平建设的时间。战争究竟能否发生，何时发生，和平建设时间究竟有多长，这不能由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更不能拿以往的经验来生搬硬套。由于把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种可能性当成了现实性以及对和平建设时间估计过短，因而急于求成，要求加快建设步伐，尽速把国家建设好，及早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结果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严重失误。这一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值得我们汲取和反思。
注释：
〔1〕〔13〕〔14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1月18日）。
〔2〕〔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4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4、275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5〕《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页。
〔7〕毛泽东：《在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6月21日）。
〔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1页。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6页、237页。
〔10〕毛泽东：《向我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的讲话》，见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11〕《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简编（1960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12〕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164页。
〔15〕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一），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30页。
〔16〕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开始之后， 苏联急忙派其外长葛罗米柯来华摸底，中国领导人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门并不是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于是，苏联才发表了支持中国的声明。
〔17〕（苏）奥鲍。鲍里索夫：《苏中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2、143页。
〔18〕《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中苏条约及表决前的致词》（195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
〔1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1 册，第447页。
〔20〕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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