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民主革命派内部急剧地发生分化。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在日益强大的工农运动面前，逐渐右转，孙中山病逝以后他们开始公开反对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终于成为国民党右派。而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人则顺应了时代潮流，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相同。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开始接近科学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民主革命派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必然是孙中山最突出。这一时期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他于1924年8月3日《民生主义第一讲》和8月10日《民生主义第二讲》这两篇演讲中。孙中山在这两篇演讲中首先高度地赞扬马克思。孙中山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24]；“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所以后来学者把社会主义的人分作两派：一是叫做‘乌托邦派’，……一是叫做‘科学派’”[25]，而“马克思派是科学派，从前的是乌托邦派”[26]。“他一生研究社会主义，便在科学方法上去做工夫。……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办法，就是科学方法。故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27]孙中山不仅高度赞扬了马克思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而且还宣传了马克思的学说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孙中山说道：“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着他走；好像卢骚发明了民权主义之后，凡是研究民权的人都信仰卢骚一样。”[28]孙中山对马克思所作的这些宣传无疑有助于当时中国人向往马克思主义。其次，孙中山在演讲中还宣传了唯物史观。孙中山指出：“他（指马克思）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马克思的这种发明，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之重心学说一样。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从前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后来都变为赞成社会主义。如果是过细研究了马克思学说的人，更是信仰他。”[29]在这里孙中山虽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了一些误解，如他误认为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只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等等，但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同情和对马克思的尊敬，客观上推动了唯物史观在当时中国社会上的传播。此外，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还介绍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如孙中山指出：“照马克思派的办法，主张解决社会问题要平民和生产家即农工专制，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这种是激烈派。”[30]但孙中山同时表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31]这表明孙中山在他的晚年虽然一直不断地向马克思主义者靠拢，但他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定的传播，甚至还公开声明：“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32]，这在当时有利于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建立和维护了革命的统一战线。
以上对20世纪初期的各个时期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进行了简单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有这样一个特点：孙中山和朱执信甚至还有廖仲恺等人一直与时俱进，不断地向马克思主义者靠拢。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就同情与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到了五四以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激下逐渐从旧民主主义者开始向新民主主义者飞跃，最后发展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33]，“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34]，中国革命迎来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与此相反，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虽然在五四时期也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由于始终抱着旧民主主义观点不放，以致当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没有向新民主主义者转变，以致孙中山逝世以后他们逐渐右转，最后成了国民党右派，成了反共人物、反对革命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三
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无疑是一种进步现象。它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在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使当时的中国人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知道《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部分内容，这为以后也即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在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又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宣传了唯物史观一些基本原理，赞赏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观点，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又促进了此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广泛传播，亦为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准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最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共合作局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总之，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又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首先，他们在中国最早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与系统的学说。1906年6月朱执信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文中明确地说道：“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35]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讲中也公开指出：“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36]到了1924年8月3日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仍然指出：“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派是科学派”[37]。孙中山和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这些宣传，有助于时人与后人同情与向往甚至选择马克思主义。其次，民主革命派在中国最早宣传唯物史观并且运用唯物史观来从事研究。众所周知，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文献《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1919年11月《新青年》上才登完的，而胡汉民则在1919年10月《建设》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宣传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用这些原理去剖析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胡汉民此文是中国最早宣传并且运用唯物史观来从事研究的文章。不久，胡汉民又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阶级与道德学说》等文章，仍宣传并运用唯物史观来从事研究。此外，朱执信、戴季陶、林云陔等人也宣传并运用过唯物史观来考察历史与现实问题。他们对唯物史观所作的这些宣传，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最后，民主革命派在中国最早宣传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胡汉民1906年4月在《民报》第3号上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就说过“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更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38]；到了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仍然指出：“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39]。孙中山等人的这些宣传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之，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由于民主革命派并非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的宇宙观也并非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以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他们不能科学地理解与接受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无政府主义也当成共产主义，等等。然而民主革命派的这些弱点与不足，同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相比较，却是次要的。民主革命派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毕竟使中国人民更加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科学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五四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首次合作也准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民主革命派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其功绩不可否定。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426页。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288～289页。
[3]《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3页。
[4][3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1979年1月第1版，第10、55页。
[5]此段上述引文均见《朱执信集》上集，第10～20、55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95页。
[7]此段引文均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1版，第506～514页。
[8][11][15][16]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第945、946、971、971～973页。
[9][10][22][23]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977、1022、1240、1230页。
[12]胡汉民：《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利亚底伦理观》，《建设》第2卷第6号，第1109页。
[13]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建设》第1卷第3号，第513页。
[14][17][18][19][20][21]《朱执信集》下集，第812、839、512、879、724、880、801、725～726、838、841页。
[24][25][26][27][28][29][30][31][32][33][37][39]《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360、360、364、363、362、363、378、392、112、355、364、381页。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第3版，第661页。
[36][3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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