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6月15日至30日国民党中执会在广州举行全体会议，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孙科、许崇智等16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在选举国府主席的会议上，与会11名国府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全票（11票）选出汪精卫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由8个委员组成，汪精卫为主席。至此，汪精卫跃居国民党军政领袖地位，集大权于一身。
在孙中山逝世之前，他身边的主要助手有负责政治的胡汉民，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负责党务的汪精卫，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虽有野心，但他的资历声望实不及另三位国民党元老，尚不具备担任领袖的实力。可是就实际地位和影响而论，汪精卫也是处于廖仲恺和胡汉民之下的，为什么他能一跃而成为国民政府首要人物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汪精卫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产物，是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争斗的结果，当然也与汪精卫个人政治素质及手腕等因素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成立的1925年，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运动高潮到来之时，这是一场以国共合作为主要标志，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的政治运动。孙中山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体现了这场革命的根本特点。当孙中山在世时，可以凭着他的崇高威望，排除一切干扰，领导这场革命运动按预定的方向发展，可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随着群众革命力量在运动中的发展和共产党在民众中威信的提高，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原来就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活跃起来，反共反革命活动日趋嚣张。此时的国民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对外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对内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维护党内团结，才有可能实现孙中山的遗志，把国民革命运动推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最需要的是一位既能保持三大政策的连续性，又能调和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稳住政局的首脑人物。
从国民党内部因素分析，在当时的国府委员中，真正的左派人物仅廖仲恺一人，虽然他“是真能遵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政策、遗嘱而奋斗的国民革命者，是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及拥护农工群众利益的国民革命者”[①]，并在孙中山逝世后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等文章，坚决反对右派破坏革命的罪恶行径，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政治经验对党内不同派别和人物作了一些分化争取工作，使一些矛盾得以缓和，延缓了左右派斗争的爆发。但是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以廖仲恺为代表的真正左派力量，其主要领导成员在大多数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国民党中，显然处于少数地位，且因其政治态度的“过激”表现而不易被全体成员所接受。所以为维护国民党的团结和多做些实际工作，廖仲恺没有参与竞争国府主席而是推荐了汪精卫。
在国府委员中，有可能出任国府主席的人选还有一位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胡汉民也是自同盟会以来就追随孙中山的一位重要助手，从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一直在政府中身负要职，辅佐孙中山执掌全国革命政权，奠定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在国民政府成立前，是广州大元帅府的代理大元帅。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胡汉民基本上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决策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也看到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需要借助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力量，但他又始终认为必须对之加以防范。在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汉民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态度影响着政治天平的升降，关系着今后三大政策的实现程度。在孙中山逝世后，自认为是国民党正统派的胡汉民，看到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的领导职务，以及共产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崇高的理想，越来越赢得民心，这将对要掌握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国民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联共政策日益怀疑，政治立场急剧向右转，由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利用防范转为反对。加上胡汉民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和，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冲突也逐渐激化[②]。所以若是由正在向右靠拢的胡汉民主持了国民政府的话，势必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坚持和三大政策的执行。因此在国民革命正在走向高潮的政治形势下，胡汉民被排除在国民党最高领导层之外，是势所必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宣告不做官吏，当时在政府中没担任实际职务“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人的应变能力，善于“相机而变”。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本党的生命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③]。只是看到孙中山态度十分坚决，凭借他多年追随孙中山的经历，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势在必行，才抛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投入改组的准备活动中。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又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去迎合时代的潮流，表现出新的姿态。在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发表左派言论，高呼“要将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一齐打倒”，只有“永绝军阀祸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团结自救”[④]。真是开口就是国民党改组精神，言必称拥护农工运动，文必举国民革命大旗。一时间他不仅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工农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卫也是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重要助手之一，并素以能透彻地揣摩孙中山的思路而著称，他多次根据孙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拟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极为中意，被改动之处极少，故后来成了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这一切均使他在国民党内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政治资本。再加上在左右派斗争中他所做出的“无所偏颇”的超然姿态，亦争取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成为能为各派势力同时接受的主要人选。
在为国民党选择一位新领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拥有国民党所急需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孙中山生前对他的信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鲍罗廷的话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决定实际上是他做出的。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国民党左派，促使国民党中派左倾，孤立国民党右派，通过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来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⑤]。按照这个精神，鲍罗廷当然得支持既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又能调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选。所以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鲍罗廷就曾对汪精卫透露了支持他为新领袖的信息[⑥]。这也是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期间态度左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国民党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党也认为汪精卫“当他还革命时，会把苏联顾问和我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⑦]，而“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立场”[⑧]，从而支持汪精卫，否定了胡汉民。
另外，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的当选国府主席费尽心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的领袖欲望迅速膨胀，审时度势一番后，便开展了多方位的活动。首先是政治上的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一副总理遗志继承、捍卫者的面目。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争对手胡汉民，在私下改动胡汉民主持国民中政会决定的政府人选，交给报纸发表，却不让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汉民。第三是亲自到潮汕去见军方实力人物许崇智，为自己的当选拉住关键的一票[⑨]，更有甚者，在投票选举时，汪精卫竟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虽然这一票不是他当选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卫急于上台的迫切之情却也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当时负责唱票的会议秘书伍朝枢过后对人说：“我对汪本来相当敬重，但由此次选举来看，完全表现他是个热心利禄的人，我从此就鄙视汪兆铭了”[⑩]。
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就显得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形势下，胡汉民不是没有顺势出任国民党领袖的欲望，可他不愿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让别人捧他，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以这种君子风度参加最高权力的角逐，加上政治立场上的不识时务，在这场争斗中败下阵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胡汉民的个人素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国民党领袖。对此李宗仁曾有评价：“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的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11]由于人缘太差，造成人们对胡汉民“皆恶感多而好感少”，转而拥护善于蛊惑人心的汪精卫，许崇智的拥汪倒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个人素质也成为竞争国府主席角逐中汪胜胡的一个因素。
由此可见，天时地利人和使汪精卫获取了各方的支持，当选为国府主席，实现了他“政治生活上的飞跃”。不管其个人主观意识如何，从汪精卫主持国民政府后所制定的内政外交方针，从他所采取的统一军政行政财政的措施，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以及他支持工农运动的态度等方面的考察，应该肯定当时他的活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三大政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在客观上顺应了也借助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同时也符合了国民党本身的长远利益。广州国民政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为后来北伐战争的进行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所以，是历史和时代的需求，使汪精卫成为1925年国民党内权力之争的胜利者。
注释：
①《邓中夏文集》“呜呼廖先生之死”，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②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我的回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7页。
③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转引自赵矢元主编：《孙中山和他的助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④《汪精卫全集》补编《书牍》：“为五卅惨案致中央党部电”。
⑤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⑥胡汉民1930年8月16日：《法院纪念周报告》。
⑦《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⑧胡木兰：《有关父亲生平的几点补充》。
⑨⑩转引自台湾：《政治评论》第12卷第3期邓飞鹏：“一生忠妄说胡汪”，北京图书馆港台书刊阅览室藏。
[11]《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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