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强，多少仁人志士殚心竭力，苦苦探索一条条救国救民的方案，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太平天国革命，“与番人并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华儿女“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抛头颅，洒热血，“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1 〕中华儿女的热血和行为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漫漫的黑夜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决心“走俄国人的路”，〔3〕开始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又在斗争中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思想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也由民主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战斗中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都经历了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这种转变对他们以后发展的影响不尽相同。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李大钊敏锐觉察到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革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之采色者也。”〔4 〕以后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正是由于李大钊对十月革命抱着极大的热情，以及意识到“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5〕正是由于这一立足点的变化， 并在以后的“直接行动”中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转变中，李大钊思想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批评过陈独秀因不满中国混乱的现象而产生的悲观厌世情绪（见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认为：“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绝望自灭”，他坚信“吾民具有良知良能，乌可过自菲薄，至不侪于他族之列。”〔6〕这体现了大钊同志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中他不仅愤怒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内反动军阀，而且揭露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当举国欢庆协约国的胜利，庆祝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胜利的时候，他却公然提出：“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7 〕正是李大钊具有比较明确的民族革命和爱国精神，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使他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他在欢迎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时，也达到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而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实践中彻底地实现了这一转变。
陈独秀由于处在同封建主义思想激战中，没有觉察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而且，五四运动前，陈独秀一直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对帝国主义抱有很大幻想。在反对军阀纷争时，甚至提出诸如“希望外国干涉”，“欢迎英美舰队”之类的错误主张，表现了他对英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直至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才粉碎了他对帝国主义的迷梦，他才把和会称之为“分脏会议”，并表示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8〕后又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以及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陈独秀也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标志是1918年12月同李大钊联合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9月发表了《谈政治》一文， 在文中明确表示了赞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基本上实现这一转变，但其转变是不彻底的，他没有主动地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没有系统地研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其日后悲剧命运下了注脚。
和许多先进分子一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斗争的实践中，李达也使自己由爱国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5月， 以李达为首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坚决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活动的失败在李达走向马克思主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6月回东京后，李达又潜心攻读马列主义， 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其日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建党两年后，他却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自认为对革命的实际工作不够积极，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9 〕虽然他对革命采取消极态度，但仍然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
（二）
列宁说：“马克思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证实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扩大，这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反动军阀“诬蔑信仰和宣传”过激主义“的进步人士和刊物为”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异端邪说“极尽诬蔑之能事，同时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也开始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但是真理从来就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的猛士“愈战愈强，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顽强的战斗品质和捍卫真理的勇气，在极端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同反动政府以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斗争，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秘密绞死了李大钊。临刑前， 李大钊从容昂然地发表了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将要得到光荣的胜利！”〔11〕大钊同志在战斗中倒下了；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多次被捕，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他坚贞不屈，始终未投降国民党，李达也是在极端危险的条件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品质也体现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尤其是与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张东荪等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由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团结一致，取得了三次论战的胜利，基本上划清了与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率先对胡适进行了详细的批驳，他在1919年8 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取得胜利；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根本解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问题，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并且公开地申明：“我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12〕这次论战中，陈独秀旗帜不够鲜明，高潮过后才发表了《主义与努力》一文，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13〕这时才站到李大钊一边。在其后两次论战中，陈独秀、李达起了主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在斗争中传播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在斗争中成长的。
（三）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现在看来，他们的某些观点“未必精当”，但还是基本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方面：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这又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概括而言，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体现了如下特点：（1 ）比较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2 ）一开始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3）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比如， 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等等。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较早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起了播种机的作用。坚定的唯物史观，充分估计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处在群众斗争中并领导他们前进，这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区别。李大钊早在1919年强调指出“非把知识阶级与工农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4〕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他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民众势力的伟大”，〔15〕并激动地告诉人民“民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16〕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大钊同志以乐观的革命精神鼓励民众“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崎岖险阻的道路。”〔17〕正是因为相信人民的力量，才对人民群众进行热情的赞扬，“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18〕“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19〕，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20〕因而，北方党委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工农运动。而此时，陈独秀却迷恋于“二次革命”论。的确，陈独秀在1919～1922年也曾“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蔡和森语），但“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开始怀疑工人阶级的力量，轻视工农群众的力量。他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则“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交给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革命领导权的放弃和蒋介石的叛变最终使大革命遭到惨痛的失败（当然共产国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李达有着突出的贡献，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论战中体现了良好的理论修养和理论水平。1926年6 月出版了《现代社会学》一书，在20年代开我国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先河。这本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在当时的革命者中“差不多人手一册。”〔21〕在该书中，李达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分析，阐述了民主革命、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起源于经济的政治的利害冲突”，〔22〕并进而指出了民族革命的对象，阐述了民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突出领导权在当时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因为当时国民党右派正极力排斥共产党，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形成。虽然该书也有不够准确之处，但在当时相当可贵，从其被广为流传看，的确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威力。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了19世纪西方社会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李达能敏锐地关注十月革命，主动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注意比较系统完整地研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陈独秀没能及时地关注十月革命，没有自觉主动地克服自身的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虽然进步，却又被革命的风暴卷回去了。这也表明了我党处在幼年时期，还很不成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没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尝试，正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宝贵财富。
注释：
〔1〕〔4〕〔6〕〔7〕〔14〕《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73、145、597、648页。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
〔5〕《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页。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397页。
〔10〕《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页。
〔11〕《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221页。
〔12〕〔15〕〔16〕〔17〕〔18〕〔19〕〔20〕《李大钊文集》下，第35、239、241、692、708、794、781页。
〔13〕《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3页。
〔9〕〔21〕《李达传记》，第69、73页。
〔22〕《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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