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对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直至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前，中、苏、日三角关系在中国东北的错综复杂的变化，特别是苏、日关系的微妙变化，给日本带来有利侵华时机这一问题的把握和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之间的深层关系。
第一，中东路事件，苏联远东特别军对中国东北地方军队打击严重，对东北经济也造成很大破坏，使得东北边防军和东北地方抗击日军侵略的实力和能力都大大的降低。
事件发生后，“苏联远东特别军在加伦将军指挥下，集中步、空、炮、坦克部队十余万之众”，分别向“吉林省绥芬河、穆棱两地（现属黑龙江省），和黑龙江黑河、满洲里（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发动进攻；中国东北边防军在张学良统帅下编成两个军，“‘防俄’第一军军长王树常，指挥三个步兵旅，和骑、炮、通讯部队，开往东铁东线；‘防俄’第二军军长胡毓坤，指挥三个步兵旅和骑、工、通讯部队，开往东铁西线作战”[①e]。战争期间，“苏军连续轰炸绥芬、北安镇，”“苏联阿穆尔河舰队，进入松花江，直冲两省腹地”，与“东北海军江防舰队战斗激烈”，“江防舰队损伤过重，不得不撤出战斗”[②e]。直至后来苏联舰队连续沿松花江攻占同江、富锦。苏军陆、空、骑联合攻占扎兰诺尔，东北守军旅长韩光第战死，“所部东北军第17旅全军覆没，全旅7000人仅逃出1人”。在满洲里被围困时，东北守军“梁忠甲所部数千人，包括梁忠甲本人在内全部被俘”。据当时估计，中东路事件中苏武装冲突过程中，东北军官兵伤亡人数“大约总在一万数千余人”[③e]。而据苏联方面统计，仅“1929年11月17日至20日的战斗结果是”“我（苏）军击溃了满洲里地区的两个加强旅，总共两万人左右，俘获一万人，打死打伤许多中国士兵”[④e]。更重要的是通过战争，日本人看到东北军的弱点，认为东北军“简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从而激起了它的军事冒险欲望。
此外，战争完全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苏军不仅陆军而且空军、海军都深入东北腹地，摧毁东北许多地方。如1929年11月2日，苏军就“纵火焚毁两县各公共机关，城内劫掠一空”，“仅富锦县之面粉损失一项计算，便已达七十万元以上”[⑤e]。东北的工商业，尤其是哈尔滨地区的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从此由盛而衰。日人长谷川洁在《哈尔滨经济概观》中就指出：“中苏边境争端爆发”和“世界性经济萧条”，“不仅使在哈尔滨的日商、外商陷入困境”，而且也使发展一直比较顺利的中国的“工商业陷入全面滞销。其结果，不仅哈尔滨的主要工业油坊、面粉厂，而且连各种中小工业也相继停产或倒闭”[⑥e]。据当时统计，“地方及人民损失在一万万元以上”[⑦e]。后来进一步统计“财产损失约十亿元（约五亿美元）”[⑧e]。这种损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北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与日本在东北抗衡的经济基础。
第二，中东路事件，使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从1929年7月至1931年9月这段时间内甚至更长时间内，在东北的外交上一直为中苏关系所困扰，无力和无暇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作出及时和有力的扼制。
由于“东北易帜”后，“东北对外交涉，无论对日或对苏，均移归南京办理”，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中东路事件后东北地区的中、苏、日三角关系时，只能按照轻重缓急，按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应付对苏联的问题，对日本则采取“拉”的方式，但由于日、苏之间在对付中国、获取权益上的一致，这时已很难拉住日本。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从“谈判-战争-再谈判-再战争-再谈判”，经历了两年多但最终没有结果，这中间中国一直试图把冲突上交给国联去解决，让国联用“非战公约”去约束苏联，“但苏联不是非战公约的签字国，国联制裁不了它”[①f]。中国为中苏“免再起冲突”，又力图将“争端提交无偏袒之第三者公断”，又为苏联方面拒绝，“苏俄之外交手段，实使远东陷于危险地位”[②f]。这样，中苏围绕中东路问题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经历了几十次谈判而未果，中东路也完全恢复到事件前的状态，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也给后来在东北处理对日问题留下很大的阴影。此后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在“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③f]。很多事情，特别是后来对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的扼制，国民政府就不敢轻易诉诸武力了，以至于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
第三，中东路事件，苏联用武力解决和中国的纷争，为日本发动武装侵略东北作了一个直接的“样板”；事件发生后苏联和日本之间相互“默契”、“纵容”甚至“勾结”，使苏联方面在中苏冲突时得到了日本的“中立”，而最主要的则是日本以对苏中冲突的所谓中立，换取了日后苏联对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问题上的最大程度上的容忍。
“东方会议”后，日本对其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侵略容易引起苏联的干涉这一点很敏感，担心“招致麻烦”，特别是自己“独占”的企图一旦暴露，定会引起苏联的不满甚至引发战争，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因为日、苏两国之于中国东北，“方法虽殊，而目的则一”，都企图“多占”甚至“独占”。日本要想达到目的，就要有机会，就要乘中国或苏联乱，“日人无时不怕中国之不乱，借可获利于鹬蚌”[④f]。中东路事件确实给日本这种“乱”的机会。按日本的逻辑，日本现在对苏联在东北的行动不干涉，将来苏联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也不能干预，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要侵害对方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任何第三国也别想从这一范围内得到权益。后来的形势发展也确实如此。“中苏冲突突起后，美政府匡合世界力量之脆弱，尤予日本人从满洲自由行动之信念，关东军诸参谋，准备柳条沟事变之北满旅行即于此时出动，不为无故。”[⑤f]
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后，日本拒绝参与四国调停，默认和支持了苏联对中国的“直接交涉”，“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坚持中日直接交涉之伏线”[⑥f]。也正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日本方面，尤其是关东军，才对其“所悬悬者”最后作出判断：日本在东北发动和挑起事端，“苏联不至干涉，可下臆断”。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早已有之，但是，在侵华的时机的选择上却有很大的偶然性。特别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地点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就更有很大的偶然性了。这一点当年日本政友会就表达得很清楚：“我国对华外交”，“决定方策”时，“必须参酌四周情势，以期实行”[⑦f]。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国东北地区中、苏、日三角关系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东路事件后，中苏断交，苏联对中国的武力政策和对日亲善缓和的政策，客观上给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政策及其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的和区域的条件。即日本以对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上对中国的武力政策的默许，甚至在一些具体举措上的支持为代价，换取了苏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扩大在中国东北侵略行径的默认。“日本安然地利用中苏纷争这个偶然的良机。”[①g]当年，明眼的中国人已看出：“苏俄今日与日本提携即阴伏将来之祸机，以祸不远，预料三年之后，即有爆发之可能。”[②g]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在其1937年所著《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书中，谈道，“中东路问题，伤了东北军的元气，暴露东北军弱点，这使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种下了九·一八事变之一因。”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中东路事件原是中俄两国的冲突，结果却予日本以侵略东北之良机。”[③g]这也是本文所要作的结论。
注释：
①a②a《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8号，第132-133、136页。
①b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36页。
②b《东方杂志》，1924年第20卷19号，第54页。
③b《黑龙江历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25页。
④b⑤b⑥b⑨b⑩b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4、547、548、553页。
⑦b⑧b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36、737页。
①c②c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4、557页。
③c惠德安：《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④c[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页。
①d[日]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②d③d⑦d⑧d《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南满的情形》，《东方杂志》第26卷第15号，1929年8月10日。
④d[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2页。
⑤d⑥d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1页。
⑨d《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卷1，日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62页。
⑩d[日]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11）d《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南满的情形》，《东方杂志》第26卷15号，1929年8月10日。
①e②e惠德安：《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76页。
③e《民国日报》1929年12月29日。
④e〔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⑤e《呜呼暴力劫持下的中俄交涉》，《东方杂志》第26卷21号，1929年11月10日。
⑥e《哈尔滨经济资料文集》，第2辑，哈尔滨市档案馆，第4页。
⑦e《民国日报》1929年12月29日。
⑧e《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349页。
①f惠德安：《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②f《法比舆论界对于中俄事件之评论》，《东方杂志》第26卷19号，1929年10月10日。
③f《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页。
④f《满洲中俄事件之写真》，《东方杂志》第26卷19号，1929年10月10日。
⑤f⑥f梁敬镦：《九·一八事变史述》，台湾世界书局1968年版，第185、187页。
⑦f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125-126页。
①g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②g童平山：《对俄特刊·发刊词》（1929年），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5辑，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③g《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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