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无疑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一个崇高目标，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着的一面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旗帜，但无论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还是狂飚突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均未能从政治制度形态到政治文化形态使民主在中国真正安家，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一、封建政治文化根深蒂固
与民主截然对立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几千年中始终占据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并通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各阶级人们的观念、心理、情感之中，积淀内化成深层的“集体下意识”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极其顽强的习惯势力潜流，从而形成滋生专制和臣属，遏制民主和平等生长的文化土壤。
1.禁锢人们的思想，顽强地抵制、排拒民主精神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清政府的顽固保守派盲目排外，到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国粹派”，再到1935年萨孟式、何炳松等10位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封建传统文化作为“中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人心目中仍具有巨大的魅力、影响和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以致成为以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和文化难以逾越的心理屏障。
2.改变民主、平等、自由等制度和思想的原有内涵，使“每一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1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常的消融外来文化的同化能力。虽然近代以来它受到先进的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其一贯拥有的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也大大减弱，但已经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的传统文化，仍然给西方文化打上中国传统的印记，甚至使之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只能成为依附于“中学”这一“体”上的“用”。
这不仅表现在被毛泽东称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身上，他引自西方的资产阶级平等思想也很快被小农的平均主义所同化，连“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农民政权，也很快被“朕即国家”的家天下所代替。
而且更凸现在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中。诚然，辛亥革命把末代皇帝赶下了金銮宝殿，而代之以总统，挂上中华民国的招牌，象征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象征皇权的黄龙旗。但与此相应的共和民主的新政治文化并没有在摒弃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确立起来。正如鲁迅所慨叹的，辛亥革命只不过割掉了一条“辫子”。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也认为：“1912年成立的共和国只是在宪法上被确立了起来”〔2〕， 它只是废除了封建专制政体的外在形式，并没有从经济上、政治上摧垮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更没有在深层的政治文化领域里战胜顽强的封建主义，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仍支配着中国社会，难怪创立民国的孙中山先生发出“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感叹。
甚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孟子的“民贵君轻”与卢梭的“民主君仆”并无二致，“人民作主”的西方近代民主观念与“为民作主”这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君清官思想也被等量齐观，黄宗羲甚至成了中国的卢梭。这样，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精髓--民主思想、观念，就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传统的专制型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所溶解，民主本身具有的浓厚的反封建色彩也就大为淡化，甚至异化为一种自身的对立物--为民作主。1919 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尖锐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是专制，愈来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
认识到这一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之后，甚至在颇有声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确立，民主观念更远未在普遍民众的意识形态上生根，倒是与民主水火不相容的专制、集权、等级、臣属、依附、世袭、企盼仁君清官等等封建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却不绝如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之奋斗和大力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平等、自由等思想、观念以及制度，仍像康德笔下的“自在之物”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二、中国当时首先面临的是民族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构成中国革命的主旋律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都处在帝国主义炮舰的直接威胁之下，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因此，一方面，这使得人们无暇从思想政治上彻底清算封建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但这一任务却自始至终与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
从时间上看，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它的高潮期很短，只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石破天惊的一瞬。文化启蒙的思想导向很快转为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掀起了反帝爱国热潮，并以此为开端，展开了持续30年之久的政治革命与反帝运动的历史篇章。在此期间，虽也有过大大小小的一些文化上、思想上的论争，一些知识分子也进行过这样或那样的启蒙工作。但同那血与火交炽而成的悲壮革命运动相比，毕竟显得零散和不成气候，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其规模和影响也远远不如。然而限于种种历史条件，特别是由于我们党尚未成为执政党，因此未能在全民族范围内深入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确立民主精神，把五四的新文化启蒙引向深入。
从空间上看，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范围也很狭窄，主要局限在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这样，民主的口号虽然一时间响彻云霄，但终因缺乏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而逐渐销声匿迹，反封建文化启蒙也就成为留待人们继续完成的一个历史课题。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疯狂掠夺，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而比较先进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客观上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是与外来侵略、民族压迫同时出现的。因此出于民族义愤，人们很容易对西方文化产生直观的强烈排拒、仇恨或鄙视心理。
可见，对中国人来说，帝国主义列强扮演了双重角色：强盗和先生。先生欺压侮辱学生，学生也就难以将先生当作老师。显然，中国的老百姓不愿从侵略者那时里去吸收诸如民主制度、民主思想之类的先进的东西。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教授、中国思想专家列文森在分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所产生的这种特殊心理时，就曾指出，中国人虽然在理智上接受了西方文化，但在感情上却不能心悦诚服地学习外来的精神文化〔3〕。 而这种对外来文化的普遍的非理性的抵制和排拒心理与传统的华夏文化中心心态相契合，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对自身传统文化包括其中已经落后的部分的盲目颂扬和拔高。因此，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就深深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
当然，也必须看到，救亡图存固然在一定时间内冲淡、掩盖了启蒙运动，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固然影响民主等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扎根。但若把救亡图存和启蒙运动对立起来，把民族主义与民主精神对立起来，是失之偏颇的。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看，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时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要摧毁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而不触及这种文化的现实基础--封建专制统治，只能流于空谈；在亡种亡国的民族危机面前，在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半封建的统治势力相互勾结的复杂局势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主权国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开展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基本前提。而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才为破除传统政治文化，清算封建思想的影响，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前提条件。
三、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所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基础--以农耕为主的小生产方式没有得到破除，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就不会成为无本之木而枯萎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样，作为西方政治文化核心的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等等也是在遵循等价交换、自由竞争原则的商品经济活动中逐渐发育起来的。而小农经济却是滋生专制政治和文化的最为适宜的温床。因为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聚力，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以男耕女织为特色的小农之间，如同马克思所说，就像麻袋里的一个个马铃薯，彼此间构不成任何共同关系，他们划地为界，零星分散，相互隔离，“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4 〕他们也就成了迷信他们的“代表”的驯服工具。显然，与这种小农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只能是与民主制相对立的君主制，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只能是与民主型文化相对立的专制型政治文化。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引起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和疯狂的经济掠夺，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遭受极大挫折。而且，帝国主义为了使中国永远沦为自己的殖民地，还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护中国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不可能按照历史的逻辑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大国。因此，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中国广大农村仍保持着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封建剥削关系和土地制度仍然作为中国农村中基本的经济结构而保留着。资本主义极不发达，全国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5〕， 资本主义农业产值更只占农业总值的8.5%〔6〕。而且，在某些薄弱的资本主义成分中，外国侵略资本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官僚资本还占据了绝大的比重，仅前者就约占60%-80%的比重。
既然中国没有形成商品经济这一孕育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的肥沃土壤，却具有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维护和反映专制、集权政治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就仍会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那些千百年来习惯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小农，在旧的社会意识、政治文化的支配下，对于以民主为核心的新型政治文化本身就具有一种无形坚韧的抵制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奢望通过一次革命（辛亥革命）或一次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就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使民主制度文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是不现实的。
四、西方文化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强行冲进国门的。因此，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首先是为了御侮救国，而并非内部酝酿成熟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虽然已孕育着危机，但尚未做好转入近代社会的准备。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中国人缺乏内在的思想准备，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介绍、接受西方文化时往往要进行实用主义的取舍，只有立竿见影之成效的制度、思想、文化才能为他们所注意和采用，这必然影响对西方文化的整体化的移植、改选和培育。
无论是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还是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都是实用主义原则对西方文化体系加以任意剪裁，甚至使之发生相当程度的畸变。例如，不是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基本权利，而只视之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和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民主建国”不是从自由、平等的原则出发，而是从发挥群众潜力以达到政治统一的角度来考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强调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在鼓吹这一思想时，不是像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洛克等人那样呼吁为个人自由、平等而战，而是更多地强调把自由当作打击封建权威的武器，很少谈及个人权利不可侵犯这类观念。或者是从解救民族危机的主场出发，强调为群体（团体、组织、国家）的自由而革命。
也正是从“实用”的原则出发，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能使西方文化被深受传统文化浸濡的广大民众所接受，往往以传统文化为形式来宣扬西方文化的内容。康有为之所以打着孔子的旗号，鼓吹“托古改制”，就易涣然冰释。而把近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观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7 〕的民本思想混同起来的主张，更能在从维新派郑观应、康有为到革命派章太炎等许多思想先驱那里找到，其中都多少带有点实用主义的色彩。上述诸种原因，使得不仅是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远未能完成摧毁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课题。于是，本来应该由资产阶级完成的清算封建专制政治文化，建构民主型政治文化的任务，只能历史地落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注释：
〔1〕鲁迅：《花边文化偶感》，《鲁迅全集》第5卷，第389页。
〔2〕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3〕〔美〕列文森：《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二辑）》， 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8页。
〔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5〕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6〕张清：《试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 《南开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6期。
〔7〕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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